時間長河不停的流淌，歷史在不停的發展，讓小編帶大家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刀光劍影的年代，看看戰國前期著名軍事家吳起的故事。
一、“先和而造大事”。
吳起認爲，治國治軍有“四不和”，即“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通“陣”);不和於陳，不可以講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反之，只有國家意志統一，軍隊內部團結，臨陣指揮一致，作戰行動協調，纔能有利於戰爭。因此吳起認爲，有作爲的君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爲了做到“四和”，首先“教百姓而親萬民”，“使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他主張通過教化、親善普通百姓，使得君臣一心，同仇敵愾。吳起認爲，要強國強軍，君主應做到“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吳起主張重用賢德有才之人，而缺才少德者，只能把他放在下層。關於和諧的狀態，吳起認爲如果“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即百姓安居樂業，官民親近相處，國家“則守已固矣。”
史載吳起曾與魏武侯(文侯之子)泛舟“浮於西河”之上，討論國家強盛的根本問題。吳起認爲，君王之業，國家安危，“在德不在險(山河之險)”，若爲政不善，“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二、“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是有恥也”。
吳起少時曾隨曾參學儒，後棄儒而習兵事，成爲兵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並在長期戎馬生涯中形成強烈的法家觀念。吳起思想中帶有很深的儒家色彩。他提出“道、義、禮、仁”四德觀，認爲“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強調四德在治國理軍中的首要地位。他認爲“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也;殭屍而哀之，無逮於仁也。”毫不諱言戰爭對當時統治者的重要性，反對已不適應新形勢的舊的仁義道德。
具體到治軍，他主張“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用仁義禮治來教化民衆，使其有羞恥之心。大凡人有了羞恥之心，國家則“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吳起認爲教化的目的，是激勵百姓把個人安危於國家興衰聯繫在一起，君王才能把握政治軍事上的主動性，做到上下一心，“舉順天人”。
孫武說過：“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吳起繼承了孫武的思想，並有所發展。他說“戰勝易，守勝難”。爲何?他認爲，“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者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經常輕率發動戰爭，就會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從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國家貧弱，戰事越多，國力越衰，而且會招來禍患。
三、“用兵之法，教戒爲先”。
吳起強調軍事訓練在提高部隊戰鬥力當中的突出地位。他認爲，“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要建設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軍隊，教育和訓練是首要問題，“用兵之法，教戒爲先”。吳起主張教育訓練的目的是讓將士掌握戰場的各項技能，以避免無謂的傷亡。
吳起還提出了教育訓練的具體方法。例如在《吳子·治兵第三》中，他把訓練方法分爲“學戰之法”和“教戰之令”。所謂“學戰之法”就是從單兵格鬥、拼殺技術到學習戰術和各種陣法，“一人學戰”推廣到“教成三軍”的辦法。
“教戰之令”就是在組織部隊訓練上，根據不同士卒的特點，進行與其適應的訓練，如“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智者爲謀主”。同時，吳起還提出“行軍、進止、馴馬”之道，強調進止要有度，飲食要適當，人馬要相親。不僅如此，他還從馴馬之道進一步發揮，指出能夠明白馴馬的道理，將會“橫行天下”。
四、“進有重賞，退有重刑”。
嚴明的軍紀是作戰勝利的重要保證。吳起要求軍隊的一切行動要“任其上令”，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吳起認爲，“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反之，“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以與用?”
吳起較早提出了精兵思想。他認爲“兵以治爲勝”，要形成強大的戰鬥力，靠的是嚴格的治理而不在於人數多寡。即使百萬之衆，紀律不申，毫無戰鬥力，也不能用於作戰。只有從嚴治理，軍法嚴明，才能爲“和于軍”創造有利的正規化環境。
五、“有功而進饗之”。
吳起認爲將士中“有工用五兵(兵器)，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妻子父母，勸賞畏罰。”他認爲，“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他還對魏武侯說，治理軍隊“嚴明刑賞”很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治軍的關鍵是要使士卒能夠“樂聞”(軍令)、“樂戰”和“樂死”，軍隊形成高昂的士氣。如何做到這三點?吳起主張“勵士”，既獎勵有功、激勵無功。
他認爲對有功將士國君要予以隆重的“進饗”待遇，功勞越大，規格也越高，儀式越隆重，並推及家屬。對陣亡將士親屬每年也應進行慰問和賞賜，以示君主不忘。而對於未立戰功的將士，也應給予此等的犒賞，以示鼓勵。魏武侯接受了他的意見，這個措施僅實行了三年就取得了成效。有一次秦軍進犯魏國西河，未經動員，自動穿上盔甲應敵的魏軍將士就有上萬人。又有一次吳起親率五萬將士擊敗五十萬秦軍。
六、“三軍服威，士卒用命”。
吳起認爲，作爲統軍殺敵的將領，必須“總文武”、“兼剛柔”。
吳起對任用將領提出了嚴格要求。他主張，首先要懂得“四機”之理纔可爲將。“四機”即氣機(士氣)、地機(地形)、事機(兵謀)和力機(用兵)，爲將者必須掌握這“四機”的要領，並熟練運用。其次，對良將還要有更高的標準，既“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這種良將，“得之國強，去之國亡。”反映了吳起對賢才良將的高度重視和評價。
將領只有具備了上述要求，纔可使士卒“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從而達到指揮得當、軍令通暢、將士一心的“和於陣”的理想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