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朱瞻基登基之後，爲明朝的覆滅埋下了哪些隱患?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朱瞻基作爲明朝第五位皇帝，雖然在位時間僅有短短十年，卻被譽爲繼朱元璋和朱棣之後最有作爲的帝王。朱瞻基與其父朱高熾在位僅僅短短十一年，卻被史學家們稱爲“功績堪比文景”，史稱“仁宣之治”。然而，朱瞻基的一系列改革雖然使得明朝國力再上一個臺階，但有些改革同樣給明朝的衰弱埋下了隱患，尤其是軍事層面的收縮，更爲明朝的覆滅埋下了隱患。
隱患之一：設“內書堂”教授宦官識字，爲宦官崛起埋下隱患
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訓之後，爲了防止宦官干政，在建國之初曾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例如規定不許宦官識字，不需許兼任外臣，任職不許超過四品等等。然而，不許宦官識字這條卻在明宣宗時期被打破。
明宣宗朱瞻基爲了保障宦官能夠幫助自己處理文件，尤其是皇帝的私人文件，併成爲皇帝和朝廷官員交流的橋樑，因而在宣德元年(1426年)於宮內設立“內書堂”，挑選一些聰明伶俐的小太監入堂讀書，使得宦官可以接受正規的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又指定由翰林學士在內書堂教授宦官。
這一改變，使得許多宦官能夠粗通文墨，有的甚至學有所成，甚至能夠達到學識通曉古今，擬旨援筆立就。後來，朱瞻基又設立司禮監秉筆太監和司禮監掌印太監，協助自己處理公務，其中秉筆太監負責代替皇帝行“批紅”之權，而張寅太監則負責最終的審覈蓋印。
明宣宗朱瞻基時，他尚且能夠將宦官置於控制之內，然而一旦皇帝怠政，宦官便能迅速通過“批紅之權”來干涉朝政，並利用與外廷之間的橋樑作用，對外廷形成壓制。明宣宗之後，明英宗時期的王振便是典型惡果。
隱患之二：內閣權力的不斷加大，文官崛起速度加快
洪武帝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由於皇帝平時處理的政務實在太多，於是明成祖時期開始設立內閣制度，不過早期的內閣只是一個諮詢機構，負責向皇帝提供建議以供參考，也就是說只有建議權，而決策權仍然在皇帝手中，執行權則在六部，然而這一情況在仁宣年間開始改變。
權力增大後的內閣已經成爲百官之首
仁宗時期，朱高熾因楊士奇、楊榮等乃是東宮舊臣，因此這兩人不僅得以進入內閣，而且均兼有尚書職位，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樣延續了這種設置。例如楊士奇保留了兵部尚書，黃淮保留了戶部尚書，而金幼孜則保留了禮部尚書，這使得他們擁有了一定的執行權。
同時，這些人不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書，而且他們不少人都是帝師出身，且是前朝功臣，因此這些人無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對於他們提出的建議，皇帝大多予以了通過，而不再召見其他官員進行商議，而這則使得他們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
於是，仁宣年間的內閣權力得以不斷加強，已經逐漸成爲凌駕於六部之上的存在。而內閣權力的不斷增大，直接惡果便是明中期以後皇權與閣權的鬥爭，導致皇帝與外廷勢同水火，進而導致了內廷的強勢崛起。
與此同時，前朝的臨時職位“巡撫”在宣宗使其開始出現的極爲頻繁，這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該職位的制度化，同時巡撫通常還兼提督軍務或參理軍務，於是“總督”這個職位的雛形也開始出現，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尤其是“土木堡之變”後，明朝開始了文強武弱的局面。
隱患之三：戰略收縮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卻爲明朝的滅亡埋下隱患
歷經朱棣的五次北伐，使得仁宣兩朝北部邊境較爲平靜，再加上永樂年間多次對外用兵，使得國力遭受了一定損耗，因此仁宣年間明朝開始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尤其是在明宣宗朱瞻基年間體現的極爲明顯。
蒙古方面，遭受到明成祖朱棣打擊的韃靼就此一蹶不振(五次北伐四次針對韃靼)，卻沒想到瓦剌竟然趁機崛起，而在瓦剌打擊下的韃靼不斷被迫東遷，結果又遭受了兀良哈惕各衛的牴觸。迫於形勢的韃靼太師阿魯臺被迫與明廷修好，然而明朝的戰略收縮使得虛弱的阿魯臺並未獲得多少幫助，結果在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阿魯臺被瓦剌擊殺，瓦剌已經成爲了草原新的統治者。
明宣宗的戰略收縮，使得瓦剌趁機得以崛起，爲此後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禍根。與此同時，他的主動撤兵安南，最終也使得明朝徹底喪失了對安南的統治。
此外，兀良哈三衛(朵顏三衛)則從宣德五年(1430年)開始南遷，明宣宗北巡期間便曾率兵三千與朵顏三衛交手，然而經過長期鬥爭，朵顏三衛還是佔據了大寧地區，並在正統初年便已經駐牧於明薊遼邊外的瀟河、老哈河一帶，並活躍於整個漠南地區。
而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誤便是奴兒干都司的內遷，宣德五年(1430年)時，薛祿建議將邊境防務集中於開平一帶，而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結果，最終的結果證明這是個嚴重的戰略錯誤，明朝對遼東的管理本就不強，在失去了兀良哈三衛的屏障，又將開平前沿全部放棄，最終導致明朝在遼東陷入被動，並徹底經營遼東失敗，不僅喪失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更爲明末遼東局勢的持續惡化埋下了禍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