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在咸陽大肆破壞，是因爲性格殘暴、沒有眼界?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以我們現代人的視角看待歷史人物，是典型的“以結果反推原因”;再加上受史書編撰者的立場、史料完整程度所限，我們時常會產生這樣的錯覺：我比古人聰明，即使對方是一位令那個時代重足屏息的頂級豪傑。
最典型的，莫過於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享有“霸王”之名的項羽;對於他曾佔據絕對優勢卻最終落敗的經歷，我們習慣性的歸咎於性格殘暴、政治水平低下等人身攻擊式的因素;尤其是他進入咸陽後，屠城、殺子嬰、焚宮室、掠奪婦女財寶東歸，與此前劉邦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的紀律性形成了鮮明對比，更成了他毫無政治遠見、嗜殺成性的鮮活罪證。
解讀歷史人物，只有嘗試將我們置於其所處的位置以及特殊時代背景下，纔有可能接近更爲公正客觀的事實。下面結合劉、項的情況，分析二人在咸陽呈現截然相反舉動的真實原因。
劉邦寬厚、項羽殘暴?二人其實半斤八兩
據各類史料記載，楚懷王之所以派遣劉邦往西主攻關中，是因爲他手下的老將們認爲：
項羽爲人，慓悍猾賊...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這些人還舉了個例子：就在不久前，項羽攻下襄城後，將城中人悉數坑殺。但他們沒有解釋原因，我們從史書中找找。
公元前207年，秦將章邯率軍東進，在義兵四起的楚地橫行無忌、大肆屠戮：“時章邯司馬仁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起義軍極爲被動，於是項梁率領8000人渡江迎擊。不久後，項羽率軍攻襄城，由於對方“堅守不下”，城破之後，項羽“皆坑之”。
可見，項羽之所以屠襄城，一是由於對方的頑抗給自己帶來了較大損失，二是爲了迴應不久前秦軍在楚地的屠城行爲。此外，在戰亂年代，一方在敵對地盤作戰時，在攻城之後若不能分派足夠的兵力防守，很容易落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因此，爲了削弱敵人、消除隱患、掠奪物資，屠城就成了常見的選擇。“仁厚”的劉邦也是這麼幹的。
公元前206年，劉邦受命西進咸陽的途中，在潁川大肆屠城：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
公元前202年，項羽烏江自刎之後，劉邦率大軍平定楚地，面對頑抗的魯地人，他計劃大行屠城之舉：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
這隻有一種解釋：無論是項羽還是劉邦，在面對敵人時採取何種方式，仁、暴並不是首要考慮因素，不同的身份，以及所處的具體情況、各自視角的考量纔是關鍵。
項VS劉：威震天下的世代貴族VS亂中崛起的基層官員
秦末大亂，本質上已從農民起義演化爲六國貴族後裔的集體復辟;而楚國項氏，則成了其中的頭號贏家。
當初楚國人陳勝帶頭髮動起義後，對於如何提高反秦的成功率，原魏國名士張耳、陳餘曾提出了“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的方案。不甘爲他人做嫁衣的陳勝則打了個擦邊球，他自立爲王 ，國號“張楚”(即張大楚國之意);但在各地，六國後裔已經迫不及待的重出江湖，天下再度迴歸爲秦國與六國對決的格局;而首先發難的楚人，則是公認的“帶頭大哥”，多數六國之後都爲楚人所立。
陳勝死後，下一位“楚王”是身居楚國貴族三姓(昭、屈、景)之列的景駒;楚國名將項燕之子項梁不忿這種自立爲王的行爲，活生生把景駒打到兵敗而死;其後他聽從范增的建議，吸取陳勝“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的教訓，尋得楚國王室後裔熊心，將其立爲“楚懷王”。
明眼人都能看出，所謂的楚王只是項氏的傀儡。其後，由於實力超羣，項梁替代死去的陳勝，統領楚地各股義軍，成了對抗章邯的主力。
但是，每一個傀儡，都有翻身做主的雄心，項梁意外戰死後，楚懷王立即着手架空項氏的影響力，其動作分爲兩步：
第一步，原楚國令尹、投奔項梁手下的宋義，曾精準預料到項梁會兵敗身死，楚懷王由此認爲此人的才華不在項梁之下，於是將其任命爲上將軍，項羽、范增等人皆受其指揮;
第二步，命令出身秦朝底層官吏、已具備獨當一面能力的劉邦擔負起西行直搗秦朝老巢關中的重任，並許下“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的諾言。
而原本項梁麾下的將士，都被分給了宋、劉二人。可見楚懷王的算盤大致是這樣的：
六國貴族各復舊土，自己對內提拔宋義作爲頂樑柱，對外扶植劉邦佔據秦國舊地;這二人均非貴族，出自公務人員之列，定會對自己感恩戴德，如此一來，自己的楚王之位勢必穩如泰山。
他的計劃深得權謀學的精髓：扶弱鋤強、分而治之。不過他誤判了一點：項羽的決心與能力。後者斬宋義、奪兵權，緊接着在鉅鹿破釜沉舟、大破秦軍主力，不僅收回了項氏在楚地的影響力，甚至成爲了各路諸侯實際上的共主：
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此時，面對楚懷王，項羽有兩條路可走：要麼除掉傀儡自立，要麼因功高震主被對方除掉。正常人會作何選擇，無需多言。
接下來，當項羽率領各路諸侯生吃秦朝的核心武力、浩浩蕩蕩向關中殺進之時，略有“避實就虛”之嫌的劉邦則已捷足先登。接下來，二人的身份與位置，決定了他們在咸陽會採取完全相反的舉動。
性格與眼界的差異?其實不同階級基於現實的考慮
劉邦進入咸陽後，不僅約法三章、對秦人秋毫無犯，甚至還一反本性、財色不近，原因很簡單：對於自己眼下所取得成績的珍惜：
無論在戰國時代或是秦朝時期，低層小吏想要裂土封侯，那幾乎是癡人說夢;而秦末大亂，則給了劉邦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況且如今自己眼前的還是“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的關中之地。
然而，雖然楚懷王許下了“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的諾言，但僅指望這種來自上層的允諾並不靠譜，況且這位高層還有傀儡之嫌;因此，劉邦還要抓羣衆路線、製造社會輿論，在自下而上的渠道上使使勁。退一萬步講，即使不能如願在關中爲王，其他地區的官員、百姓若因此得知自己的仁厚，也會對今後的發展大有裨益。
而項羽率各路諸侯、四十萬大軍進入關中後，則有另一番考慮：
其一，自己的隊伍雖龐大可觀，但也帶來了壞處：由於過去上百年的鏖戰與屠戮，六國與秦人之間存在着難以忘卻的世代血仇;而且自己手下的各國士兵，多少都受過秦國人的羞辱：“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在之前的入關途中，自己就是出於維持隊伍穩定的考慮，不得不坑殺了秦國20萬降卒，卻也進一步加深了雙方的對立。因此，眼下若在咸陽秋毫無犯，即使自己願意，手下的各路諸侯、數十萬大軍也不會答應：大家出生入死打仗，無非爲了報仇、獲利，仁義能當飯吃嗎?
其二，今後要繼續帶隊伍，就一定得立威。自己雖然打下了秦軍主力，但畢竟關中是由他人拿下的;只有在咸陽搞搞大動作、給秦人和天下人留下點刻骨銘心的記憶，方能體現自己纔是暴秦的終結者，才能更好的統帥各路諸侯、威懾各國百姓;
其三，自己的根基在楚地，秦地只是仇敵之邦而已。“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己若善待秦人，很有可能會損害楚人對自己的向心力;反之，要是給秦國人一些血淋淋的教訓，無疑會加強父老鄉親對自己的擁護。畢竟，要求普通老百姓“以德報怨”，那幾乎是無稽之談。犧牲仇敵、滋養自己，何樂而不爲?
那麼，與劉邦“欲有天下”的志向相比，項羽復辟分封制就是“昏庸”嗎?其實是二人結合自身情況所作出的最有利選擇。
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大封諸侯，以分封制管理遼闊疆域，維繫其運轉的，則是階級分明的貴族政治。持續數百年的階級固化，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藩籬及觀念沉澱，要對其進行改變絕非易事。
當初商鞅在秦國變法，付出的代價是對秦國各階層持續十餘年的屠戮、操盤者商鞅本人最終也死於非命。秦始皇在全國推行郡縣制之後，儒生淳于越對此大加抨擊，甚至聲稱“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即秦國若不分封，命不久矣)，最終迎來了“焚書”;方士盧生等人非議嬴政大權獨攬、“貪於權勢”，導致了“坑儒”。而此時，“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各國貴族一窩蜂的順利復辟，更是體現了當時社會主流思想的真實動向。
因此，作爲貴族世家，項羽更傾向於維持春秋戰國的體系，自己作爲天下霸主，在其中穩執牛耳。畢竟，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證明了郡縣制度不合人心。
但對於出身秦朝基層官員的劉邦來說，貴族政治對自己非常不利：支撐分封制與貴族政治的，是“龍生龍、鳳生鳳”般的階級觀念，以此維繫社會的有序運轉;而郡縣制，體現是則的法家的大一統理念，以嚴刑峻法而非血統、道德來“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實現強化君權的最終目的。
思路決定行動，因此當劉邦首次進入秦宮室後，粗人樊噲都能說出：“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的霸氣之語;而劉邦不貪財色的反常行爲，也引起了范增“其志不在小”的警惕。項羽對咸陽的摧殘，也是基於貴族政治的思維考量，爲了安撫盟友、削弱對手、強化自身凝聚力。
站在我們今天的視角來看，劉邦的治國思路，體現了大一統王朝的必然趨勢，自然代表着進步;但若以身處那個時代的貴族眼光看來，各安其政、利益共享，也並非難以理解。更何況，其後劉邦的崛起之路，也正是充分利用了各路梟雄對富貴的期待、對裂地封侯的嚮往;不過他的手段是先以新貴族替代舊貴族、其後再對異姓新貴族斬草除根。
除了階級差異外，劉邦與項羽在行事方式上上的最大不同在於，他更務實、狠辣、有遠見，後者則過於直接、粗暴、理想化。從本質上而言，他們代表着那個社會劇烈嬗變時代的不同視角，只有理念的差異，並無是非高下之分，他們都是我們常人只能仰視的頂級豪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