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前段時間，各位的朋友圈應該都被一篇“清代垃圾奏摺集錦”的帖子刷了屏。這些“垃圾奏摺”最早是臺灣網友從清宮文書中摘錄出來的，配上了白話文翻譯，因爲奏摺的畫面太有喜感，很快就被大陸網友傳得不亦樂乎。我先順手轉錄直隸總督幾則報雨的奏摺，讓諸位感受一下清朝奏摺的風格——
直隸總督：京城、順天府等地六月中旬下大雨了。
康熙：京城下雨我還不知道嗎?不必再報了。
直隸總督：順天府、河間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京城、京北下雨我已知道了，不用再報。
直隸總督：保定府、真定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已回覆過了。
直隸總督：順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已回覆過了。
直隸總督：順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到處都下雨，報告下雨的奏摺太多了，而且京城和京北的情況我早就知道了。
(原文：直隸總督奏報京城及順天府等地得雨尺寸，並各河道安瀾，無生髮蝗蝻，康熙批覆：二十七日雨朕早已知道，不必續報了。直隸總督又奏報順天河間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覆：京中京北十二日又得大雨，朕已聽得，爾不必報了。直隸總督又奏報保定、真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覆：已有旨了。直隸總督又奏報順天、保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覆：已有旨了。直隸總督又奏報順天、保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覆：各地雨已遍足，此報雨摺子太多，況京城京北之雨行在早已聞得。)
許多看過這些“垃圾奏摺”的網友可能都有一個感覺：怎麼清王朝的地方大吏這麼逗逼，雞毛蒜皮的事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報告皇上，皇帝成天批閱這一大堆奏摺，豈不是要累得內傷?
這麼想的朋友可能對清代的奏摺制度不是很瞭解。其實，如此充滿喜感的奏摺形式，是清代奏摺制度的必然產物，也是清朝帝王刻意追求的制度效果。奏報的地方大吏既不是逗逼，批閱的皇帝也樂在其中。
奏摺是清代康熙時期纔出現的一種大臣奏事文書。康熙朝之前，是沒有奏摺制度的，地方官員給皇帝的奏事文書沿襲明制，凡奏報“大小公事，皆用題本，用印具題”，奏報“本身私事，俱用奏本，雖有印之官，不準用印”。簡單地說，奏公事用“題本”，奏私事用“奏本”。所謂公事，是指“錢糧、刑名、兵丁、地方民務”;私事則是指“乞恩、認罪、繳敕、謝恩並軍民人等陳情建言、申訴等事”。
不管是題本，還是奏本，送達御前都需要經過複雜的程序：先由各省駐京提塘官送到通政使司;通政使司收到各省題奏本章後，整理好送內閣;內閣的祕書將各地呈報的本章按緩急分好類，交給“票籤處”(內閣下設機構)草擬批覆意見，這叫“票擬”;票擬完畢，題奏本章連同內閣所擬票籤一起送“批本處”(內閣另一個下設機構)登記，然後才由奏事太監進呈御覽;皇帝一般都會同意內閣票擬的意見，但有時候也會飭令退回內閣改簽。
凡經皇帝覈准的題奏與票籤，則交回內閣用硃筆作出正式批覆，叫做“批紅”。批紅之後，轉發給六科，由六科抄發各衙門辦理。之所以要經過六科，是因爲理論上六科有審覈、封駁之權，但在清代，六科的這一權力已經名存實亡，只是走過場而已。
按這套程序走下來，辦事效率不會很快，而且，皇帝也很難朝綱獨斷，他的權力基本被下面的官僚機制分流了。這一點是清朝皇帝不能容忍的。所以，雄才大略且精力過人的康熙皇帝便創設了奏摺制，賦予一些地方大員(比如督撫)及皇帝親信(如江寧織造)用摺子祕密向皇帝奏事的特權。
奏摺的內容不限大小事，地方是否下大雨、莊稼長勢如何、市井間物價升跌，都可以向皇帝報告，康熙皇帝便多次指示江寧織造曹寅：“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纔好，此話斷不可叫人知道”;“已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摺來奏，密摺不可令人寫”。直隸總督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向康熙報告順天府下雨啦，河間府下雨啦，保定府下雨啦，是因爲他具有密摺奏事的特權，更是因爲他身負事無鉅細向皇帝報告的責任。報告打得勤快些，皇帝不會怪罪;但若是不打報告，那就是瀆職，吃不了兜着走。
奏摺的進呈也是繞過通政使司、內閣等官僚機構，直接由兵部捷報處送達宮門，進呈御前。皇帝親覽奏摺，親筆批示，不需要內閣那幫老傢伙“票擬”。皇帝批閱了奏摺後，既可發給有關部門照章辦理，也可通過兵部驛傳系統寄給奏報的官員本人，這叫做“廷寄”。
通過密摺—廷寄的文書往來，清朝皇帝實現了與地方大臣的單線聯繫。這樣的文書往來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因此，奏摺與其說是一種公文，不如說是一種私信。正因爲奏摺具有私信的性質，皇帝的批覆有時候也會表現出強烈的私人性色彩，如雍正批覆年羹堯奏摺：“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親王都心疼你落眼淚。阿彌陀佛，好一大險!”批覆田文鏡奏摺：“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只有私信纔會用這樣的口吻。
雍正朝是奏摺制度的成熟期，更多的地方官員被皇帝賦予進折的特權，如布政使、按察使、道員、知府，都可以具摺奏事，所以雍正皇帝也特別勤政，他自稱，“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奏摺制度下，皇帝不勤政不行啊。
而奏摺制度的設立，也使得清朝皇帝掌握了超越官僚系統、超越既定程序、事無大小鹹決於上的權力。康熙皇帝便自詡：“朕令大臣皆奏密摺，最有關係，此即明目達聰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無不洞悉。凡一切奏摺，皆朕親批，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摺，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懼修省矣。”
從長時段歷史的角度來看，清代特有的奏摺制是傳統皇權制度的一大嬗變。清代之前，不管是官員奏疏的上行，還是君主詔敕的下行，都需要走繁雜的程序。走程序有效率低下的毛病，因而唐宋時又出現了奏事程序簡化的牓子、札子，如宋代大臣可以進呈札子奏事，但宋代札子與清代摺子還是大不一樣：清代摺子具有私信的性質，宋人札子則是公文，札子上談的也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公事。
既然是公文，就得按公文的程序走。宋初立下定製：“中外所上書疏”，“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處理公文的行政主體是國家機構，而不是皇帝私人。對進呈御覽的奏疏，君主也應該“一一與大臣商量可行可止之狀”。當然，宋朝皇帝有時候也會親批奏疏，這叫做“內降”，但宋人堅持認爲，“內降之名，古今以爲非是”，皇帝繞開文官體系發出來的御批，往往會受到大臣的抗議與抵制。
宋人之所以斤斤計較公文的程序，與宋人秉持的觀念有關——在宋人看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政事乃公共之事，非君主一人之私事，自當公事公辦。而這樣的觀念，在清代奏摺制度下，是蕩然無存的。瞭解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再看“清代垃圾奏摺集錦”，就不會覺得有趣，而是會感到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