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朱棣。
公元1421年2月2日，永樂十九年正月初一，大明永樂大帝朱棣發了一道聖旨，大明朝的新年祭祀由南京改成了北京，國都也正式遷往北京。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這一天，大明王朝睥睨萬邦，朱棣高坐在北京奉天殿的龍椅上接受大明文武羣臣的朝賀，接受仰慕上國的各國使臣們的朝貢和效忠。
永樂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以北京郊社、宗廟及宮殿成，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三十三》
那麼，明朝遷都北京的歷史意義在哪裏呢?
朱棣遷都北京，也就意味着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及其周邊的大片地域成爲明朝的統治核心，這也是自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以來，以朱明皇室爲首的中國古典漢族政權對華北地區的控制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程度。
而定都北京，在北元政權依舊在草原縱橫而沒有被徹底消滅的情況下，同時也伴隨着蒙古瓦剌的南侵及建州女真的崛起，“天子守國門”也就成爲終明一朝的政治特色。
問題就在於，遷都北京，或者說“天子守國門”，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如果我們以結果倒推來看，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就是因爲死守北京而不願意南遷，最後城破、身死、國滅。
從這一點來看，遷都北京，或者說“天子守國門”確實是弊大於利。
甚至有一種聲音認爲，明朝的滅亡就是從朱棣遷都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因爲耗費了無數的糧米錢財，掏空了國家財政賦稅。
而在明朝立都北京的兩百多年間，又多次重修被雷擊、火災等破壞的紫禁城各殿，更是耗費錢糧無數，加劇了大明財政負擔。
比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黃宗羲就堅持這樣的觀點。
江南之民命竭於輸挽，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明夷待訪錄建都》
黃宗羲的觀點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有一定的侷限性。
但作爲後人，所有的歷史人物或事件，我們都必須代入當時的環境中，結合時代的脈絡，才能探尋到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真相。
故而，我們必須知道，朱棣爲什麼執意遷都?
很多人說，朱棣之所以要遷都，是因爲他的帝位不是朱元璋的遺詔任命，而是通過靖難之役從自己的侄子手中搶來的。
在這場朱明皇室內部統治權的爭奪中，爲了鞏固自己的帝位，朱棣殺戮太重，結怨太深，故而，他在江浙文人心中的認可度上比不過建文帝。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爲了穩定自己的統治，遷都到自己曾經的封地燕京是最合適不過了。
從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公元1402年7月13日)燕軍攻入金陵城的那一刻起，朱棣就已經以一個強勢帝王的面目出現在羣臣的面前，並通過拉攏、分化、殺戮等手段，對建文朝的大臣進行了人員調整，同時又加強了錦衣衛的權力，很快穩定了朝堂。
這樣的強權帝王，會因爲建文遺臣以及江南的文人士子暗自心向建文，而擔心自己的統治不穩，需要通過遷都來解決?
事實上，朱棣執意遷都燕京，他的主要考量有兩條：北掃殘元勢力穩固大明邊疆，開發北方經濟均衡南北發展水平。
1、明朝是在元末大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明太祖朱元璋雖然承擔了驅逐蒙元統治、恢復漢家衣冠的歷史重任，在他統治的三十一年的時間裏，也最大幅度地建立了北疆防線，但事實上並沒有徹底掃除北元勢力。
這些逃入草原漠地的元朝貴族們，依然惦記着中原的富足，時刻整軍南下，侵擾明朝邊關。
正因爲如此，朱元璋纔會分封藩王御北，建立邊疆衛所，以確保大明安寧。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皋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皇明九邊考》
基於這一點，爲了和北元爭奪各自民族的生存空間，爲了大明和西域之間的通道能控制在自己手中，爲了繼承自己老爹打殘、消滅北元勢力的理念，作爲漢族人最後一位世界級的大帝，朱棣都必須遷都北京。
北京古稱燕京，地理位置優越，按古代風水的說法，其所呈現出來的“王氣”並不弱於南京。
況且燕京在經過遼、金、元三朝統治之後，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爲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銜接地帶，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濟地位都已經成熟。
所以，以燕京爲都，政治中心北移，全國資源，如：糧草、賦稅、人才等都能全力向北方集中，更有利於大明中央政府調配，在進軍草原剿滅北元勢力時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
實際上，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除了第四次，即永樂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對漠北用兵是在當年的夏秋之際，其他四次都集中在冬春之時，目的就在於利用冬天漠北大雪沒有完全融化，春天牧草沒有完全長出來，草原部落在糧食青黃不接的時候發動進攻，更能在最大程度上擊潰草原部落的心理防線。
事實上，對照朱棣的五次親征漠北的準備過程，就能看出定都南京和定都燕京的優劣勢。
第一次親征漠北(永樂八年二月)、第二次親征漠北(永樂十二年三月)，大明都城還在南京，帝國中樞爲了這兩次戰役分別各準備了近半年之久。
第四次親征漠北(永樂二十一年八月)，第五次親征漠北(永樂二十二年四月)，大明都城已經遷到燕京，在朱棣決定出兵的意志下達後，帝國中樞的戰備資源調配各自才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
而第三次親征漠北(永樂二十年三月)，因爲大明纔剛遷都燕京，從朱棣提出親征漠北(永樂十九年十二月)開始，到大明正式出兵，帝國中樞完成戰略資源準備也就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由此可見，具有戰略性、開拓性、武勇性的漢族最後一位世界級的大帝，朱棣在決定遷都燕京的那一刻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2、明朝時期，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完成了南移。
明朝是在元末大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過朱元璋三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明朝國力得以恢復，經濟也逐漸復甦，但需要注意一點，此時的大明王朝的經濟中心全部集中在江南，嚴格意義上說，是江浙一帶。
但大明是一個整體，朱元璋爲什麼在江浙地區徵收的賦稅要遠遠高於其他地方，以至於建文登基後開啓的“新政”，第一條就是降低江浙地區的賦稅比例?
真的是因爲朱元璋對張士誠曾經統治的區域進行高緯打擊，以懲罰江浙地區的百姓在元末支持張士誠和他朱元璋對抗嗎?
如果說在最初滅了張士誠的那幾年，朱元璋還有這樣的想法，但大明都剪滅了元末羣雄，驅逐了元朝統治者，他還有必要對自己的大明子民這樣做?
事實上，朱元璋在江浙一帶徵收高賦稅，目的就是爲了發展江北經濟，換句話說，用江南的錢發展江北，既然江南征收了高賦稅，那江北就可以降低賦稅，甚至免稅。
他就是這麼做的。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鬆、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日知錄·蘇鬆二府田賦之重》
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爲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以佔大明土地5.8% 的比例，卻嚮明廷繳納了當年9.3%的稅糧;而南直隸的蘇州府，土地僅佔大明土地的1.1%，卻嚮明廷繳納了當年稅糧總額的9.5% ;同樣是南直隸的松江府，土地只有大明的0.6%，稅糧卻佔了當年稅糧總額的4%。①
以此，可以看出江浙一帶承擔着大明王朝很高的稅賦。
但是，朱元璋對江北地區的免稅力度卻是遠大於江南地區的。
(洪武二年春)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蘇，其更賜一年······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與蠲免······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德供億浩穰。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爲州今年租稅······(洪武七年)二月······平陽、太原、汾州、歷城、汲縣旱蝗，並免租稅······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禕府州縣被災田租。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癸巳，減蘇、鬆、嘉、湖極重田租之半······(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壬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丁酉，免畿內、山東秋糧······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田，毋徵稅。---《明史·太祖本紀》
我們要知道一點，古代生產力和現代是無法比的。
在古代要想發展城市經濟圈，無非兩點，該城市要麼是全國政治中心、或副政治中心、或是政策上傾斜及生產力得到解放的商業經濟活躍帶，否則是無法發展起來的。
明朝初期，朱元璋定都南京，就已經決定了明朝的城市經濟圈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江浙一帶，爲何?
南京是國都，全國政治中心，彙集了大明全國各地的才子、佳人，十里秦淮自然是可以帶動周邊的;蘇杭二地自宋以來就已經成爲王朝的經濟命脈，明朝雖然重稅，但她們的底子一直都在。
在這樣的情況下，江北，或者說沿大運河一帶，以及曾經的大宋第一城，開封，如何才能發展起來?
所以，遷都燕京，將全國的人力、物力等重要資源傾斜北方，利用大運河的航運優勢，恢復元朝時期的漕運，發展沿河城市經濟帶，帶動中原和陝甘地區的經濟發展，達到大明南北經濟發展的均衡，以減輕對江南地區的吸血，從而進一步穩定朱明皇室的統治。
事實上也是如此，明廷遷都燕京後，因爲政治中心的轉移，以大運河爲紐帶而發展起來的運河城市經濟帶大放異彩，從南到北，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聊城、滄州、天津、通州、北京等也更加具備了經濟活力。
而正因爲大明遷都燕京，纔有了金朝時期的小小直沽寨，生長成了燕京東邊的盾牌天津衛!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