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古代改革家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歷史上下場不慘的改革家並不是沒有，比如春秋時期的管仲、戰國初期的李悝。不過這兩位有一個共同點：他倆都比支持自己的君主死得早。
而後來的改革者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吳起依靠楚悼王的信任厲行變法，但楚悼王前腳剛死，楚國貴族們就把吳起砍死在靈堂裏;
秦孝公去世後，在秦惠文王默許下，貴族公子虔等人以“謀反”之名把秦國的大功臣商鞅全家抄斬;
隨着時代的發展，後面的改革者遭受的待遇相對好一些，宋神宗死，王安石變法宣告流產。明代的張居正則有所不同，他的變法能夠實施，得益於萬曆皇帝年幼;但當張居正去世後，親政的萬曆首先乾的就是清算自己曾經的恩師、國家的頂樑柱——張居正，甚至做出了鞭屍的暴行。
我們可以腦補下，如果管仲、李悝壽命夠長，在繼位的新君哪裏能討到好果子吃嗎?這要打個大大的問號。
總體來說，中國古代的改革者，就是個不受待見的角色。但這不能歸咎於某個人或某些人，而是由所處時代的生產力、改革自身的性質決定的。
人類社會的發展，主要有兩種因素推動：
一是生產技術的改進，比如勞動工具的材質從石器到青銅器，再到鐵器，動力的來源從人力/畜力到蒸汽、機械力。更先進的工具與動力模式，意味着生產力的巨大提升，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從而改變人們的生活、推動社會的進步;
二是生產關係的改變。即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產品分配的形式等。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再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都是生產關係的發展進步。
生產力的進步，往往是順其自然、廣受歡迎的，畢竟相當於使大傢俱備了把蛋糕做大的能力;
而生產關係的變化，雖然長遠而言也會促進社會生產的進步，但在短期內，意味着資源分配模式的改變，也就相當於對現有蛋糕進行重新劃分，勢必會幾家歡樂幾家愁，對改革者心懷憤恨的原有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在少數。
而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形形色色的改革，幾乎都不是涉及到生產技術的變革。
李悝、吳起、商鞅，這三位的變法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打破貴族政治，以才能、功勞用人;推行土地私有制，鼓勵農業生產;明確法令、嚴明賞罰，加強君主集權……
可以發現，以這三位爲代表的法家變革，實際上是對生產關係的改變，權力從領主集中到君主手中，各級管理者由世襲貴族轉變爲職業人士，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之上的小農經濟佔據主導地位。
受到衝擊、損害最大的，自然是那些原本依靠世襲身份就能享受權利、財富的傳統貴族們，他們視奪取自己原有利益的改革者爲不共戴天的仇敵;而繼位的君主爲了穩固自己的統治，時常會拿改革者當祭品，吳起、商鞅的下場，其實早已註定。
而後世的范仲淹、王安石、張居正變法，則是另一種情況。它們不涉及生產關係的改變，而是對現有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修補。他們的變法有幾大共同點，如裁撤冗官、精煉隊伍，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強化考覈、任人以能、提高政府效率;控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改革稅制，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強化軍備、加強訓練，提高軍隊素質等等。
顯然，這又是些得罪人的政策：整頓吏治，讓混日子的官員日子不好過了;裁撤冗官，更是等同於奪人飯碗，畢竟有些文人除了當官，其他啥都幹不了;控制土地兼併，等同於當地主階級吐出自己口中的肉;整頓稅制，不能再偷稅漏稅;強化軍事，意味着兵油子不好當了、關係戶也不好塞了……
改革的力度越大、範圍越廣、時間越急促，得罪的人就越多。畢竟在大部分眼裏，王朝的興衰太遠，自己的利益很近。天塌下來，皇帝和老百姓頂着，管我X事!
這一規律反映出，封建社會是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地主階級內部的主動變法，往往因龐大而頑固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而失敗，只能放任社會矛盾愈演愈烈;不見黃河心不死，最終，社會矛盾到達臨界值後，在農民起義、遊牧民族的衝擊下，舊的王朝覆滅，新的既得利益羣體誕生，對土地擁有掌控力的地主階級只是換了一波人而已，由此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