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西漢名臣晁錯之死的文章，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漢朝自劉邦開國以來，大封諸侯王，各諸侯國政治、軍事、經濟相對獨立，形成事實上的國中之國，特別是吳、楚、齊等國，勢力越來越大，對西漢政權的穩定帶來很大隱患。因此，從漢文帝開始，就不斷有朝臣提出削藩，削弱諸侯國的勢力，最有代表性的是賈誼，提出了“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策略，但沒有引起文帝的足夠重視。
到漢景帝時，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晁錯出場，再次提議朝廷削藩，並上疏《削藩策》，明確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書》)意思是早削晚削，諸侯都得反，早削的話，諸侯王反得早，但準備不充分，禍亂小;削得晚了，等諸侯王們準備充分了，雖然反得晚一些，但禍亂更大。
景帝最終採納了晁錯的建議，開始削藩。在抓住楚王、趙王、膠西王等幾個諸侯王的過錯，順利削掉其部分封地後，準備向勢力最強大的吳國開刀時，吳國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濟南、淄川等六國一起發動叛亂，終於引發了歷史上有名的吳、楚七國之亂。七國打着“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聯合起兵，進攻朝廷。
爲了平息叛亂，景帝先是聽從朝臣袁盎的建議，腰斬了篩議削藩的晁錯並誅其九族，但叛亂並沒有平息，最後只好派出大將周亞夫，率領三十六位將軍鎮壓，幾乎傾盡全國之力，歷時三個月，纔將七國之亂平息。
七國之亂的平定，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西漢政府各諸侯國的封地隱患問題，但諸侯王的勢力受到致命打擊，漢景帝藉機剝奪了諸侯國的部分政治權力和管理權限，諸侯國強大難制的局面大爲緩和，中央集權走向鞏固，爲後來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徹底解決諸侯國問題創造了條件。
晁錯提出《削藩策》，引發七國之亂，雖然使朝廷付出了代價，但從當時的形勢和削藩效果看，晁錯無疑是大大的功臣，但他卻落了個被誅九族的結局，實在是死的冤枉，死的悲慘，後世史家、學者無不爲之嘆惜。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晁錯之死是因爲袁盎陷害、景帝聽信袁盎讒言，一時受蒙惑誤殺了晁錯。
從表面上看，也確實如此。但結合當時的形勢和事件發生的前前後後看，好像並不這麼簡單。晁錯之死，背後折射出更多的深層次原因，其中性格因素、權謀較量、政治利益縱橫交織，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漢景帝政治利益需要的“替罪羊”，是宮廷權謀鬥爭的犧牲品，而這一切，都源自他只知謀國、不知謀身的性格缺陷。
(一)鋒芒太露，樹敵太多，埋下悲劇隱患
晁錯在漢文帝朝時入朝爲官，因才學過人，被文帝安排做太子舍人，輔佐太子劉啓，因爲能言善辯，善於分析問題，經常給文帝和太子分析政治、經濟、軍事形勢，深受文帝和太子賞識，被太子稱爲“智囊”，後來升爲太子家令、中大夫。
文帝去世後，景帝劉啓即位，馬上提拔晁錯爲內史，僅次於丞相，從此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晁錯因爲和漢景帝的密切關係，仕途之路一帆風順，青雲直上，加上他的觀點言論很合景帝心意，因此倍受寵信。他經常憑藉自己和景帝的特殊關係，越過丞相等重臣，單獨進見景帝，議論國家大事，朝廷的法令制度，基本都被他改動修訂了一遍，引起衆朝臣的不滿。
史載晁錯“爲人峭直刻深”——爲人嚴峻剛直而又苛刻心狠，又有景帝的寵信，朝臣們對他又嫉妒又害怕。當時朝中有名望的大臣如丞相申屠嘉、外戚竇嬰、重臣袁盎都和他相處不好，甚至心生怨恨。特別是袁盎，和晁錯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盎素不好晁錯，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史記》)你來我走，從不在一起說話。
但晁錯年輕氣盛，恃寵而驕，根本不在乎同僚們對他有什麼不滿，依舊我行我素。爲了自己上街方便，他甚至擅自把太上皇廟邊的一塊短牆給拆除了，這在當時可是砍頭的大罪。因爲晁錯經常越級和景帝言事、感覺自己受到冷落的丞相申屠嘉，抓住這一機會立刻安排人寫奏章，想彈劾晁錯，藉機除掉他。
晁錯聽到消息，連夜進宮去見景帝，承認錯誤後景帝寬恕了他。第二天申屠嘉呈上奏章，請求治罪晁錯，結果景帝卻輕描淡寫地說：“這事是我批准的，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後悔地說：“我應該先斬後奏，卻先奏請，反被這小子出賣!”回家後憤怒交加，吐血而亡。朝臣從此對晁錯更加敢怒不敢言。
(二)權謀博弈，晁錯缺乏政治謀略
晁錯雖然有才又受寵，但他的升遷之路太過順利，缺乏必要的磨練，在充滿權謀的封建官場，是典型的“書生政治家”，主要表現在，只知忠誠，不知忠須有道;只知謀國，不知謀身。出謀劃策多從理論角度出發，對如何應對突發狀況、會出現什麼後果缺乏必要的對策。這也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削藩之初，他就得出諸侯王“削藩必反”的結論，但削藩引發七國之亂後，他卻慌亂無策，至少兩件事顯示了他稚嫩的政治謀略。
一是策略失當，引禍上身。叛亂髮生後，景帝召朝臣商議對策。晁錯平亂心切，又不合時宜地提出請景帝御駕親征。“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這麼多兵，讓別人帶萬一臨陣倒戈怎麼辦?還是您親自出徵，我留守京城吧。”景帝聽後連理也沒理。
二是捨本求末，議殺袁盎。晁錯和袁盎本來就相互仇視，削藩前，他先派人調查袁盎接受吳王賄賂的事，奏請景帝誅殺袁盎，但景帝只是把袁盎貶爲平民。七國叛亂後，他不是急於謀劃應對叛亂，而是想借機先對付袁盎，連他的手下都極力反對。消息傳到袁盎耳中，袁盎自然不會束手待斃，於是連夜通過竇嬰牽線，進見景帝，說七國作亂，皆因晁錯而起。鼓動景帝誅殺晁錯，派人去吳、楚等國說明情況，叛亂自會止息。正爲七國叛亂惱火的景帝，沒怎麼考慮就答應了。“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爲了天下平安，捨棄一個晁錯算得了什麼!
幾天後，丞相青翟、廷尉張歐等大臣又聯名上書，以晁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爲由，請求誅殺晁錯。景帝於是“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漢書》)——晁錯連朝服都沒來得及脫，就被拉到東市腰斬了。
(三)政治考量，景帝迫切需要“替罪羊”
除了自身性格原因、導致樹敵太多和只知謀國、不知謀身、缺乏政治謀略，晁錯之死最深層的原因，應該是政治考量的需要——他的死迎合了景帝統治管理、穩定政權的需要，也就是說，削藩成或者敗，晁錯的結局都是一樣的，從實行削藩之日起，他就成了景帝用來統一中央集權、穩固西漢政權的“砝碼”和“替罪羊”。因爲對朝廷、對景帝來說，誅殺晁錯，是應對當時形勢的最佳選擇：
其一，誅殺晁錯，有利於平定叛亂。當時，七國叛亂打的旗號就是“誅晁錯，清君側”，雖然七國合兵，但有幾個小國並不積極，誅殺了晁錯，能夠從內部動搖、分化叛軍的力量，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對付以“清君側”之名、搞叛亂的吳、楚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