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曹操在歷史上的形象變遷!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曹操被評爲奸臣，主要是南宋政權開始。可以說，對曹操評價有一個基本歷史脈絡，這個歷史脈絡中，有三本書和一個人值得注意，即《漢晉春秋》《三國志注》代表着“反感曹操的歷史基因”;這種“反感”經朱熹這位儒學大師的“定調”，在知識精英階層形成了統一意見;再經《三國演義》的渲染曹操的形象被徹底顛覆。
關於曹操的歷史脈絡和功績，我想我就沒有必要說了。直接進入正題。
晉朝到唐朝的“尊曹”階段
陳壽《三國志》開始，到南宋朱熹截止，這是“尊曹”階段：這一階段雖有《漢晉春秋》、裴松之(372年-451年)的《三國志補》等對曹操提出一些批評，但因爲其影響力，以及曹操的歷史功績、文學才能，受到後世到唐朝的集體尊崇。即使到了北宋，在傳統史家筆下，曹操仍然是正面人物。
例如司馬光說其“……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
但這一時期，因爲隨着儒家“正統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統治階層爲了防止江山被他人竊取，也已經開始對曹操有所批評。這種現象不能不影響到民間，但總體上，唐朝仍然以“尊崇”爲主，批評肯定是有的。誰不批評別人，又不被別人批評呢?
例如李世民對曹操的評價就“反覆”。《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就有“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詢國之情，有無君之跡”，很顯然，是在批評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爲。
同時，對其爲人多以批評，稱其“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爲人。”
可李世民也有“帝以雄武之姿，常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一說。所以，唐宋之際總體上對曹操評價比較多元化。
這一時期，對曹操地批評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氣量不足”爲核心，總體上仍是部分知識精英階層的看法而已，並沒有延伸到大衆階層。
自宋真宗到近代的“貶曹尊劉”階段
到了南宋問題開始複雜。宋高宗偏安一隅，形成了類似於劉備那樣的“偏安”政權。面對強敵金國，必然要尋找“精神上的榜樣”用以對敵。所以，金國的替代品曹魏政權出現，南宋文人階層開始從歷史找尋“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力量”。
朱熹甚至如此評價曹操“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雲：‘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雲：‘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
以朱熹爲代表的文化精英其實承襲的是習鑿齒(317—384年，或325—393年，或328—413年)的《漢晉春秋》的諸多觀點。
習鑿齒乃是東晉人，因反對桓溫謀逆被降職，其晚年生平多有分歧。但總體上，他對佛教在我國的傳播起過很大的作用。在對歷史的貢獻主要是《漢晉春秋》，這本書被收錄《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過這樣一句話：“習鑿尺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也就是說，朱熹以前史學界多以陳壽觀點爲準，朱熹以後史學界多以習鑿齒爲主。
《四庫全書總目》還認爲：習鑿尺將東晉比爲蜀、朱熹也將南宋比爲蜀。陳壽是晉武帝手下，晉武帝天下來源於曹魏，所以，陳壽只能講魏武視爲正統。因此，自朱熹以後，人們都對曹操開始批評。
其實，今人觀點和《四庫全書》的觀點基本一致。
南宋後知識精英觀點對大衆產生了根本影響，《三國演義》最終定型
在曹操評價轉變背後，《三國志注》的作用不能小覷。因爲，裴松之寫作的一些橋段成爲民間反感曹操的重要話餅，也稱爲知識精英階層即使在“尊曹”時期也對其批評的重要原因。
其中如呂伯奢一家被殺、爲報父仇屠城等，在一般人看來都是非常難以被接受的。
更危險的是，“忠奸”“正統”等純理念的問題在南宋比較流行。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真宗後，因爲北宋對外妥協，雖然給予臣子較大的言論自由，但卻是一種“儒家”言論的自由，宋朝皇帝主動將“治理天下”的權力與儒家“共享”。
但在這種“共享”過程中，卻是用“儒家思想”規範言論，由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更加強了言論、思想方面地控制。由此，對“正統”問題開始糾結起來。不僅僅對曹操的評價日漸多元化，對晁錯等西漢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更趨多元化。
由此，對曹操的“否定評價”由之前的在知識精英層流行，傳遞到大衆層。在南宋的各種曲藝曲種，例如說書先生們(那時還沒有評書相聲，但與之類似的曲種已經出現，所以，我統稱爲“說書先生”)的“尊劉貶曹”現象就很明顯。
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對曹操評價已經轉變，否則民間曲藝不會去說“民衆不愛聽”的東西。因爲，那全是靠普通百姓地支持，一文錢一文錢賺的。你說的人家不愛聽，人家不聽不給錢，你怎麼活?
由此，我們更難看出，南宋在經濟繁榮之上，從民衆到精英都有一種對忠臣地呼喚、對奸臣地鞭撻的心理需求。
不幸的是，因爲曹操名聲大且“劣行”又被公認，他也就成爲“亂臣賊子”的代表了。
南宋之後，元朝統一，元朝的“儒家化”努力最終失敗，在這一過程中，漢人知識精英、大衆對上述心理需求更加迫切，終至《三國演義》做了總結鋪墊。《三國演義》作爲一部在“民間文學、曲藝”基礎上由文人升級化的作品，代表了幾百年來人們在“弱勢漢人”情形下的一種自我解救——儒家固化的必然結果。
特別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從文藝筆下被廣而傳頌後，在儒家思想“固化”爲統治者馭民工具後，就已無法改變他的“奸雄”“奸臣”“亂臣賊子”形象了。
從1950年代到現在的“尊曹”階段
雖然曹操自南宋後對曹操的評價就不高，但並不意味着統一意識，人們仍然對其評價兩端。精英和百姓中仍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晚明時期，隨着商業精神衝擊、王陽明思想推進，許多人對其“中和”。例如鍾惺(明代隆萬年間)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爲羣?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
1956年，爲曹操“翻案”則由陳寅恪先生的關門弟子萬繩楠首先發槍，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只是一味的“貶曹”，恐怕迎來的只能是蔑笑了。
萬繩楠先生在《新史學通訊》1956年第4期上，發表《關於曹操在歷史上的地位問題》一文，從現在看萬先生的觀點幾乎是“常識”，但在當時確屬“驚世駭俗”的觀點。萬先生的觀點在史學界引出一陣反響。
1959年2月，翦伯贊先生髮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3月，郭沫若發表《替曹操翻案》，對評價曹操起到了“總結性”陳詞的作用。
再之後，隨着人們觀念的轉化，曹操即使不是英雄也是梟雄，對中國歷史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基本成爲今天的主流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