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曹丕能力介紹，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自然災害頻發，曹魏在坎坷中建立
公元220年曹丕稱帝，年號黃初。他在位只有六年時間，這期間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堪稱歷代帝王之最，這讓本就立於篡漢的曹魏初期阻力重重：
黃初二年，發生日食和饑荒，糧價暴漲，剛剛通行五個月的五銖錢被廢止。《晉書·食貨志》記載曹魏當時“罷五銖錢，使百姓谷帛爲市”。
黃初三年，發生日食和嚴重的蝗災。《三國志·文帝紀》記載“冀州大蝗，民飢”。
黃初四年，發生瘟疫和水災。《三國志·文帝紀》記載當年三月“大疫”，三個月後“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黃初五年，冀州饑荒，再次出現日食。
黃初六年，“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連地處亞熱帶的長江都結冰了，可見氣候之寒冷。
黃初七年，曹丕親臨許昌，許昌南門無故崩塌，他就沒有進城，五個月後駕崩。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北方地區因爲軍閥混戰導致社會組織動員能力下降，一些水患、瘟疫的發生本就已經危害驚人，人禍又很容易加劇天災。即便是日食等一些自然現象本身不能夠形成災害，卻也常常因爲古人的認知而影響社會秩序。
自然災害的拖累下，魏國必須要把精力投入到內部的穩定當中。外部力量則趁機興風作浪，而黃初三年開始，原本已經稱臣的東吳孫權等人，也開始反叛;原本已經投降並封侯的山賊鄭甘等人，又重新反叛。
對於曹丕和他的魏國來說，持續不斷的天災困擾稍有不慎，就會造成致命的結果。
從大局上看，魏國在曹丕的治理下，國勢仍然蒸蒸日上
疆域擴大：曹丕掌魏期間擊敗羌胡聯軍，恢復了中原王朝對西域的控制權，同時多次擊敗並勸降了鮮卑，擴大了中原王朝在北疆的力量，爲後來曹魏政權復遼東、並朝鮮半島奠定了基礎。
國庫積累增加：《三國志·文帝紀》記載到了黃初末年，曹魏國庫累積鉅萬，短短六年時間裏，經濟狀況發生根本反轉，爲日後魏明帝曹睿重新流通五銖錢打下了基礎。
人才投靠：國家的疆域得失、人口增減、財富消長是一定積累的結果，必須承認曹丕的成績有其父的功勞。但是曹丕時期，大批人才的投靠則足以證明魏國發展勢頭被當世人傑普遍看好：蜀將孟達、黃權投靠魏國;東吳最有名的當屬名將韓當之子韓綜投靠魏國;鮮卑、羌族的首領投靠。孟達、韓綜都是猛將，黃權更是曾經爲劉備奪取漢中奉獻了不次於法正的謀略。這些將領們在面臨投奔選擇時，儘管魏國危機 重重，卻仍然首選曹丕，體現了對當時曹魏的認可。
諸葛亮勸說劉備稱帝時所說：“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士大夫階層和有識之士的認可是三國的重要爭奪點，自然災害不斷爆發的魏國，卻逐漸贏得了人才爭奪戰。
少數民族歸附：不僅烏丸、鮮卑等朝貢，即便是西涼方面曾有馬超在蜀國，羌人在恩威並濟之下也是數萬人投靠。(《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三國志·張既傳》)
曹魏後期能夠滅蜀，司馬氏最終滅吳統一，很大程度上在於曹丕時積累的人力、物力基礎，以及此後延續其政策而產生的積累，最終打破了三國平衡。
曹丕在位僅僅六年，面對持續不斷的天災，他又是如何帶領魏國走過艱難歲月的呢?這必須要從經濟、軍事和教化三個方面去看，歸根結底則在於一個“穩”字。
穩定生產和金融秩序
曹丕繼承了曹操時期所留下來的屯田制，屯田制本身因東漢末年蝗災導致流民遍地而興起，這種制度對於抵禦自然災害非常有效。曹丕增加了屯田中歸屬於國家的比例，增加了國家收益的同時，也有了更大的能力容納災民，使無數的荒蕪的土地被重新利用。
曹丕樂與民分享，使得國家增加屯田收入成爲良性循環，每一次蝗災、水患，魏國都會且有能力開倉賑濟，重要節日還給孤寡病殘賜糧。可持續的國家經營理念體現了曹氏的胸懷和智慧，歷史願意把國家財富拿出來賑濟災民和扶貧的君王實際不多，《貞觀治要》裏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批評隋文帝糧倉滿滿卻不開倉濟災民。
有效的屯田制度下，使得即便大規模自然災害不斷，社會卻從“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三國志·張繡傳》，意爲天下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一)”而步入穩定。
金融上，東漢後期以來錢幣價值不斷被縮減，“董卓小錢”發行後，貨幣體系基本崩潰。曹丕在黃初二年恢復重量更足的五銖錢，渴望重啓正常的經濟秩序。後來因爲自然災害對於農業的影響是在過大，於是便恢復以物易物。靈活的錢幣政策下，魏國經濟牢牢掌握在國家掌握中，對平安度過災難頻發的歲月非常有益。
曹丕崇尚節儉，推崇西漢文帝時“慎夫人衣不曳地”的節儉，並對衆人表明心志。黃初三年，曹丕更是推出了一篇流傳千古的《終制》，以非常激烈的態度要求後人薄葬自己。
曹魏沒有效仿西漢的無爲而治，而是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干預使經濟快速運轉;崇尚節儉這一點與西漢初期是相同的，這對於節約民力，穩定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加強軍備而避免戰爭，穩定周邊局勢
戰爭的消耗是巨大的，但一些戰爭卻是不得不進行的。曹丕時對北方少數民族、蜀國、東吳都曾經用兵。曹丕曾經兩次陳兵長江伐吳，史書記載第一次伐吳因爲看了一眼長江上的東吳防禦而撤退，第二次則因爲長江結冰而撤退。
顯然魏文帝求戰之心並不迫切，否則曹操看到孫劉聯軍、諸葛亮看到數倍於自己的司馬懿大軍，豈不是早就一退了之了?
尤其是是第二次伐吳，曹丕“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與此說是一次南征，不如說是一次閱兵。這種情況下，倘無低成本的進攻機會，表達一下威懾和一統的決心也是必須的。展示兵威，壓力送給東吳，也是一種保護自己邊境的優秀策略。
這應在後方蝗災、瘟疫不斷，國力需要繼續積澱的情況下最好的選擇了：即不斷的表示自己很能戰，卻不戰。
《魏書》中記載，曹丕曾經對羣臣說：有人叫自己討伐鮮卑，自己沒聽，結果鮮卑投降了，有人叫自己討伐鄭甘等人，自己沒聽，結果又投降了，這並不是自以爲是，而是認爲能讓對方投降，總比大動兵戈好。
事實上，無論是鮮卑投降還是鄭甘投降，都只不過是曹魏對其封侯罷了，並沒有實質性的投降。曹丕犧牲了對這些地區的實質性控制，卻保證了國家名義上繼續擁有北方邊境的同時而避免戰爭，爲憂患不斷的後方保證了穩定的發展環境。
盡力避免戰爭，備戰的努力卻一刻也沒有停過。
除經常到長江邊炫耀武力而不實質進攻以外，黃初三年曹丕開鑿靈芝池訓練水軍，還親自從吳越招募工匠打造兵器(《中國兵器史稿》)。這些爲日後發起一統準備的同時，也避免了外力虎視，有利於大局穩定。
引導輿論，重視教育，穩定人心
針對天災直接下詔書應對：
魏文帝曾經兩次爲天下男子每個人增加一級的爵位，並且寬容刑罰，以籠絡民心。
黃處二年，魏文帝下詔書稱，災異的出現是因爲君王的過錯，而不是因爲文武百官，並要求百官各盡其職，不要彈劾三公。向士族展現大度，團結和穩定魏國的官僚和大族。
恢復儒學：
自然災害發生期間往往人心惶惶，而東漢末年社會大亂，維護社會綱常倫理的儒學思想開始被拋棄。曹丕繼位第二年正月，首先祭拜了曾大興儒學的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隨後下詔書修復孔廟，恢復儒學。推行儒家思想有利於統一教化，而儒家學說中對於人們如何應對天災人禍有相應的學說和心理上的應對之策，這些對於曹丕在位六年時間裏穩定人心，大有幫助。
發求賢令，爲底層人才提供上升通道：
歷史上最著名的求賢令莫過於“魏武三詔令”，曹操生前求賢若渴，打破了士族壟斷仕途的局面，轉而“唯纔是舉”。但曹丕時期爲了滿足稱帝需要，採取九品中正制重新以把取仕的重點放到了權貴家族中。針對這種情況，曹丕另發求賢令，表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重新爲底層人開啓上升通道，在穩住士族的同時，也不使貧民階層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