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嘉慶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盛世時期，乾隆晚期，夕陽西下的沒落之勢開始出現。很不巧，這個“爛攤子”正好被嘉慶帝趕上了，嘉慶帝雖然從小苦讀四書五經，但不得不說，他還是一個沒有什麼才能的皇帝。
嘉慶帝的主張類似“無爲而治”，對國家的治理極爲守成，不懂變通，以至於我華夏民族在百年後遭受大難。歷史是恥辱的，但人民不是，我們瞭解歷史，學會歷史，只爲規避過去犯的錯誤，我們要回首觀歷史，即使是恥辱的，我們要清楚，除了閉關自守，嘉慶帝還做了些什麼?
嚴行礦禁
中國自古東臨太平洋，北接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西北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西南爲喜馬拉雅山，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之內生存，養成了國人含蓄內斂、保守中庸、消極忍耐的農耕性格。故歷朝封建政府皆重農抑商，重倫理文采，輕科技使用，拒絕蓬勃的商業發展。
守成的嘉慶帝自然也不例外。他對待開礦，一開始就擺出來極其嚴峻的態勢，因爲他害怕“滋生禍端”。
嘉慶第一次接觸有關礦業的問題是在親政後的第四年(1799年)三月，兩廣總督吉慶針對民間私採生銅一事上疏稱：“廣東採挖黎地石碌銅斤，試辦一年，額已短缺，且該處濱海臨洋，多人前採，恐致滋生事端，似應亟行停止。其省局鼓鑄，仍請運用滇銅。“
他立即批覆說：”所辦甚妥，所見極是。任用滇銅，不必開採。“嘉慶批覆的文字雖然不多，但觀點鮮明，態度也很堅決。
廣東省在乾隆初年獲得開發礦業的權利，原本是來之不易，因爲這在當時屬於想頑固守舊的禁礦派發起的猛烈衝擊的結果，這在我國礦業史上有“鄂氏三疏”之稱，(當時帶頭的兩廣總督姓鄂)。
可嘉慶一上位，就將這股“面帶春風”的勢頭壓了下去。自此以後，嘉慶帝就在礦業政策上不斷倒退，變得越來越頑固和僵硬。
嘉慶推行消極倒退的禁礦政策，在朝廷中並非無人反對，只不過人數太少，絲毫起不到一絲動搖嘉慶的力量。
禁止流民出關
嘉慶的關外墾荒政策，與他的禁礦政策一樣消極和僵化。雖然他很重視農業發展，但他只許百姓在關內耕地，禁止流民到關外墾荒。
1808年，爲了進一步嚴格控制內地人民出關耕墾，由盛京將軍負責制定了新的章程，規定關內人民出山海關至奉天所屬各地，除得有原籍發給的關照一張，填注性命及所往處所，到關驗明身份外，還要有隨身護票備查。
同時指出：“盛京地方設立邊門，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聽任流民紛紛出口，並不力爲攔阻，殊非嚴密關禁之道。嗣後着照該部奏定章程，交該將軍嚴飭守口員弁(bian)，實力巡查，並出示曉諭各處無業貧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墾，致幹例禁。“
這在嘉慶一朝禁止流民出關私墾諸章程中，屬內容最爲詳盡、措施最爲嚴密的一個。
限制對外通商
如果禁止開礦、禁止關外墾荒等政策只是嘉慶重農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亂的手段，那麼限制貨物出口和進口則是閉關自守政策的繼續，它保護了封建經濟，隔絕了人民與外界的往來和交流。但這種保守、消極的對外貿易政策，既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利於國力的增強。
當然，這並非嘉慶帝的首創，而是來自於乾隆皇帝所實行的“閉關政策”，沒有什麼才能的嘉慶帝只能再次遵循老祖宗的方法，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就是這種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礎。
嘉慶自即位以來，嚴守乾隆皇帝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沒有絲毫鬆動餘地可言。即使在廣州港，也並非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除了由公行實行壟斷外，還有諸多的“清規戒律”，比如規定國外商船於每年五六月間抵粵，限於當年九十月間回航返國。
所以當時的廣州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個貿易市場，而且還是季節性的。而且雖無明文規定，實際上廣州港的貿易對象主要是歐美商人，至於像北方的俄國這些國家，很顯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僵化的嘉慶
就拿廣州通商口岸來說，1805年十月，俄羅斯兩艘商船，經海道南航，先後駛抵廣州港。當時即將卸任的粵海關監督延豐，雖然知道“該國向在恰克圖地方通市”，但鑑於船貨已到，而且俄國商人只不過意在“省費圖利”，於是特予通融，準令俄商在此卸貨。
延豐覺得自己所爲合情合理，且自己盡職盡責，只不過不清楚以後該如何處理類似事件，便上疏嘉慶，懇請嘉慶給予訓示。可是他萬萬沒想到，嘉慶看到奏摺後，大發雷霆，斥責延豐“專擅乖謬”，”所辦粗率之至“，並下令對此事嚴加追究。
又令新任粵督吳熊光逐一查明，以遞速四百里奏聞。可吳熊光剛一接手，就犯了類似於延豐的“錯誤”。因當時俄商早已卸貨完畢，並稱該地“地處極北，若遇風汛，遂致阻滯一年，叩請早給牌放關開行。”
吳熊光與人商議，一致認爲“撫卹外夷，自應示之以信。”於是在查明該船“所販貨物系茶葉、瓷器，並無違禁物件”後，準其開船返國。結果可想而知。
這件事最後的結果是：延豐被革職，吳熊光等人交部議處。
從表面上看，這件事是因爲延豐等人沒有遵守制度，但其實質卻反映了嘉慶對通商口岸規定太過狹窄，限制過於死板，缺乏靈活性。嘉慶所背的“出處防夷”的思想包袱極重，這類事情在嘉慶朝廷屢見不鮮，可見嘉慶在死守“定製”方面，思想已趨於僵化了。
1811年12月，嘉慶頒佈了《御製守成論》。其中稱：“後世子孫，當謹循法則，誠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爲心，以祖宗之政爲政，率由舊章。”
嘉慶謹守他父親的閉關自守政策，雖然有利於封建專制主義的維護和鞏固，但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起着嚴重的阻礙作用，影響了中國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與發達的科學技術，致使中國在世界前進的行列中逐漸落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國以阿美士德爲首的使團來華，因爲沒有向他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攆走了，還寫信斥責英王不懂禮儀。
嘉慶在位時期正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時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進行了幾十年，而嘉慶帝對此卻一無所知，繼續嚴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閉關自守，壓制各地工礦業，清朝不亡天理難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