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古代農業社會物資極度貧乏，平民家庭裏光靠男性勞作是無法維持生計的。因此，家中妻女必須參與各類生產活動，不可能終日足不出戶。能讓家中女性成員做到“大門不出，二門不越”，往往都是相當富有的上層階級，但也遠沒有後世想象中那麼誇張。
歷代女性出行，猶以唐代貴婦出行的場面最爲壯觀。杜甫在其名作《麗人行》中就有這樣的詩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唐初時，貴婦出行往往要披帶遮掩，不能以面示人。
但到開元年間，風氣漸漸開放。從駕的騎馬宮娥頭戴胡帽，靚妝露面，民間不論士人庶民，都爭相模仿。甚至還有的女性騎馬時露髻馳騁，或乾脆身着男裝(《舊唐書·輿服志》)。這些記載充分說明，在那個時代不論階級高低，社會風氣對女性出行已沒有多少束縛。
唐玄宗天寶年間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展現了當時貴婦出行時的風貌
至宋代時，女性出遊仍很普遍。南宋《武林舊事》載：“六月六日，是顯應觀崔府君(古代神仙名)的生日。早在北宋東京時，相關的祭祀就已經很繁盛了。當天，都市男女先聚集在一起燒香，之後不久泛舟湖上，遊玩避暑。”又如《歲時廣記》載：“過去蜀地的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都市男女，絡繹不絕地前往郊外遊賞，在橘紅色的帷幕下唱歌飲酒。”從中不難看出宋代女子出遊時的盛況。
雖然宋代也有像司馬光這種極度保守的士大夫，在其《居家雜儀》中要求“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關於司馬溫公不許夫人在上元節外出看燈的軼事，亦流傳頗廣(《軒渠錄》)。但司馬光作爲北宋著名的保守派，本就有迂腐的名聲在外，無法代表當時的社會風氣。
不過，宋代的社會風氣，較之於唐代確實已趨於保守。唐代中期，貴婦出遊時不加遮掩、盛裝露面的情形，在宋代非常稀少。相比唐代，宋代貴婦出行時的裝束又變得封閉而笨重。她們往往頭戴帷幕等遮掩物，不使外人窺見其容顏，在室內才能脫去。這些被唐代女性逐漸拋棄的裝束，反而又被宋代女性重拾起來。
又如，在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中，熙熙攘攘的繁榮街道上，女性人物卻只有寥寥數人。當然這也許僅僅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勞動分工所致，但同時期在日本類似的繪畫作品中，女性人物卻遠不像《清明上河圖》那麼稀少，意味着宋代女性出行並不算頻繁。
到了明清時期，由於理學興盛，大戶人家的女性出行受到顯著限制。在一些家規中，即使是廟會、元宵等場合，輕易也不准她們參與。平時會客只能和親人相見，若有陌生人造訪，更不許拋頭露面。不過這些限制也僅存於部分大戶人家，不能作爲明清時期婦女出行狀況的普遍代表。
如，晚明時《採館清課》就記載：“杭州城的男女，在花開時遊玩西湖，列艦排雲，斜風而渡，遇到酒客都不迴避，遊玩時頗具膽量。”又如明末清初的文人張岱於《陶庵夢憶》中提到出遊時寫道：“柳灣桃塢，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爲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說明當時有些女子，出遊的目的就是爲了邂逅浪漫。深閨戒律，並非對每名女性都那麼靈光。
除了遊山玩水外，節日慶典和宗教朝聖也都是當時女性集中外出的重要理由。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對南京元宵節時的場面如是描繪道：“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明人伍袁萃則在其《林居漫錄》中提到“吳浙之間風俗淫蕩，每遇春月，婦女豔妝冶容，什伍成羣，遨遊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吳之虎丘、觀音諸山寺中，履相錯也。
然而，明清兩代的官方可就不像唐宋時期那麼開明瞭。早在明代，江蘇地方官府就曾禁止婦女遊山。清代類似的禁令更是層出不窮。保守士大夫們禁止女性出遊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認爲她們有違婦道，可能在遊玩期間行淫亂之事。不論是善男信女燒香禮佛，還是節日慶典街頭行走，都是男女混雜於一處，有傷風化。
但這些禁令和非議越多，反而越說明道學先生們“整肅民風”的理想與現實相去甚遠。假如靠幾條官府法令和道德抨擊真的能禁絕女子出遊現象，那麼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強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