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確有一些皇帝生前退位,選擇“內禪”,即把皇位傳給家族成員。古代的內禪並不多見,但令人驚異的是,兩宋之際尤其頻繁。這一時期,不到七十年的時間裏就有徽宗、高宗、孝宗和光宗四位皇帝五次內禪。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生前退位呢?
退位避兵燹:徽宗與高宗的內禪
宋徽宗的退位發生在宣和七年(1125年),他僅四十餘歲。當時,金兵大舉侵宋,兵鋒逼近開封。宋徽宗欲南下避亂,於是打算命皇太子任開封牧,留守東京,抵擋金人。也就是說,他最初的本意並不想內禪放棄皇位。
《宋史?李綱上》中記載李綱對此表示異議,他對大臣吳敏表示,巨敵猖獗,形勢兇險,皇帝必須傳位給太子,才能使太子以足夠的權威、名正言順的位號,號令天下、招徠羣雄,保存社稷。李綱最後說:“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這裏引唐玄宗西逃入蜀、肅宗在靈武自行即位的故事,指出皇帝如不主動傳位給太子,將會面臨兩重難題:第一,太子不即位,則威望不足以維持大局,難以拯救國家。第二,太子如果想維持大局只能自行即位,那時內禪之議,就不再是皇帝主動與自願的了,將使宋徽宗如唐玄宗一樣,陷入非常被動的境地。李綱的提議與部分大臣取得了共識,這也成爲宋徽宗決定內禪的關鍵原因。於是,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沒多久就倉皇南逃。
命運彷彿跟宋徽宗開了一個玩笑。金兵圍攻開封未果,於是撤軍,旋即徽宗北歸。可不久之後,金國再次侵宋,這次直接將徽、欽二帝虜走。內禪沒有使徽宗避開兵鋒,堂堂數十年太平天子,淪爲金國階下之囚。
徽、欽二帝被虜走之後,徽宗第九子趙構即位,是爲宋高宗。高宗一生充滿戲劇性,單是內禪就搞了兩次。他第一次宣佈退位時年僅二十餘歲,完全出於被迫。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將領苗傅、劉正彥發動兵變,誅殺了高宗身邊的寵臣與宦官,形勢一度非常緊張。苗、劉二人要求高宗遜位,傳位給不到三歲的皇子趙敷,由高宗的伯母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皇后)垂簾聽政。高宗無奈答應退位,搬出宮室,居於顯忠寺。大臣張浚聯合呂頤浩、張俊、韓世忠等人整軍勤王、起兵平叛,苗傅、劉正彥迫於壓力,爲自保計,又請趙構復位。於是,在僅僅退位二十幾天之後,高宗又重登帝位。由苗、劉主導的此次內禪近乎鬧劇,他們二人最終也沒逃脫被誅殺的命運。
時隔三十多年後的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再一次宣佈退位,將皇位傳給自己的養子,也就是後來的宋孝宗。與上次內禪不同,這次是完全自願的。此時高宗僅五十餘歲,年富力強,爲何要退位呢?一個重要因素在於,高宗與當年的徽宗面臨極其類似的境況,即金國南侵的威脅。剛剛在前一年,金國皇帝完顏亮舉全國之力南下攻宋,高宗欲出海避敵,被臣下勸止,勉強決定親征。在南宋軍隊的拼死抵抗下,金國軍隊並未取得什麼進展。後來金國後院起火,完顏亮死於兵變,金軍無功而返。儘管局勢漸趨緩和,但此次戰事意味着此前宋、金之間的和平協議“紹興和議”成爲一紙空文,兩國關係處於懸而未決的戰爭狀態。這不得不使高宗心有餘悸。國事紛繁,他已無心收拾。若金人再次南下,他以帝王之尊棄國避敵,將爲士大夫階層所不恥;但退位之後,以太上皇的身份避敵,則順理成章。對險惡局勢的憂懼,對繁重國事的倦怠,使得高宗決定內禪。他的禪位御札上有這樣的文字:“(自己即位以來)懼不克任,憂勤萬機,弗遑遐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藏……”
除此之外,何忠禮等學者還指出了高宗內禪的其他因素。一來是保證政權順利交接的需要。孝宗不是高宗的親生兒子(高宗獨子早夭,後來終生無子),甚至不屬於太宗一脈,而是太祖趙匡胤的後裔。
可以說他與徽宗一系的血緣關係極其疏遠,從出身而言,他繼承皇位不具有多少天然正當性。若待高宗駕崩之後即位,難免會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素。生前內禪,高宗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保證政權的順利交接。另外還有施恩孝宗的需要。孝宗已三十六歲,年屆不惑,就算此時身登大寶,他已接近兩宋諸帝裏即位年齡最大的皇儲。若待高宗去世,孝宗將垂垂老矣,屆時再去登基,難免對高宗心存怨懟。
宋高宗退位後,又當了二十幾年太上皇,到八十一歲時纔去世。他的去世,間接引發了又一次內禪:孝宗內禪。
老爸去世引發的退位:孝宗與光宗的內禪
淳熙十四年(1187年),高宗去世,孝宗非常悲傷,決定爲養父守喪三年。守喪三年的行爲對於帝王來說並不多見,徽宗去世時,高宗僅爲父親服短喪二十七天。可以說,孝宗是極其恪守古禮孝道的。但守喪沒多久,孝宗就萌發了退位的想法。
按照余英時的說法,孝宗退出政治舞臺,分爲“三年之喪”、“太子參政”、“內禪”三個步驟。他先讓太子參決朝政,自己部分退出政務;最後宣佈退位,傳位於光宗,自己則“居喪盡禮”,徹底退出政務,並一心服喪。孝宗對高宗極端的“孝”,以及對專心服喪的心理需求,是人們對孝宗內禪原因的一般看法。但余英時還分析出罕爲人知的一面,孝宗一直志在“恢復”,而高宗喜好“議和”,加上成長過程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孝宗潛意識裏一直是對高宗有不認同和反抗情緒,這導致孝宗在晚年做出了兩種看上去相反的舉動:一方面進行了完全違背高宗平生意願的政治更改;另一方面又服喪三年,以“居喪盡禮”並內禪退位,極端尊重孝道。余英時認爲,孝宗對高宗的反抗與不認同,以及對高宗的報恩盡孝之心,都是真誠的,而潛意識中的對父親的叛逆又帶了“內有慚德”的感覺,即“未覺識的罪感”,這又導致孝宗對自己的自責,並以極端的方式要求自己居喪行孝,甚至內禪退位。這種潛在的負罪感儘管不是導致孝宗一系列行爲的全部原因,卻是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孝宗內禪時,太子已經四十多歲,已屬“高齡太子”,等皇位等得幾乎不耐煩了。《四朝聞見錄》中記載,太子向孝宗表示自己鬍鬚已白,試探父親是否有內禪的意向。及時禪位,也算是滿足了兒子的心意。對父之孝,對子之慈,在孝宗身上都體現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孝宗內禪是因爲對父親過於“孝順”,那麼接下來的光宗內禪,可以說是因爲他對父親過於“不孝”。
孝宗禪位之後,居於重華宮。按慣例,作爲兒子的光宗應該經常去看望父親,但他在即位一段時間之後,就絕少“朝重華宮”,甚至大臣苦諫也不聽從。這在傳統中國是極大的不孝。更有甚者,在孝宗病重期間,光宗也拒絕侍疾,甚至不想在父皇臨終前去見最後一面。很多材料記載,光宗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患有“心疾”,即某種精神性疾病。
余英時在分析光宗心理時認爲,孝宗雖然退位爲太上皇,但他在光宗身上,過多地寄託了自己“更改”的政治理想,無形中給光宗帶來了嚴重的心理壓力。這成爲光宗極力避免參拜太上皇的因素之一。在這個過程當中,走向精神崩潰,也是光宗的必然結局。
最讓士大夫階層無法接受的是,光宗竟然拒絕主持父親的葬禮。正如美國學者賈志揚所言,主持葬禮是父權國家的重要職能。皇帝不執父喪,將造成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果然,中外震驚,宗室重臣趙汝愚聯合外戚韓侂冑等人稟請太皇太后(宋高宗的皇后)垂簾聽政,以太皇太后的名義命皇子即位,也就是迫使光宗內禪。其間,趙汝愚還提到光宗此前在御批中曾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的文字,以證明光宗早萌退志。這就爲此次內禪加了一層“自願”的文飾。
最終,紹熙五年(1194年)“太皇太后以皇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重華宮之素幄”。新皇在祖父靈前登基,這說明:光宗的內禪,最實質的部分是在父親的葬禮上完成的。
皇帝退位爲何多發生在兩宋之際?
北宋的倒數第二個皇帝和南宋最初的三個皇帝都進行了內禪,這不得不讓人疑惑:爲何“兩宋之際”成爲皇帝退位的頻發期?這一時期的時代背景究竟有何特殊之處?
兩宋之際時代背景的首要特徵就是戰亂動盪。時代的特殊性降低了皇權的有效性,給皇帝的命運帶來了強大的不確定性。對命運不確定性的克服一直是人類美好的理想追求。古代皇帝不願意退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在傳統社會,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才能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面臨最少的不確定性。否則,哪怕貴爲宰執、宗室,也將面臨“伴君如伴虎”的忐忑與困境。然而這只是指和平時期。在動盪的時局裏,帝王的命運可能會面臨更強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位號也意味着責任,帝王承擔着守衛家邦、保全社稷的重負。大敵來襲之際,他無法逃避,比布衣黔首更不自由,否則他必須面對士大夫階層的洶洶物議。另一方面,在險惡的時局裏,帝王往往成爲敵人的首要獵物。宋高宗即位之初,金國名將完顏宗弼就曾發動過一次專門針對他的“斬首行動”。在那次行動裏,金國軍隊把宋高宗從江北追到江南,從陸地追到海上,敵人“搜山檢海”,場面極其驚險,高宗幾乎被活捉。皇帝除了擔心外敵,又要憂心內患。在紛亂的局勢中,不壯大軍隊無以自保,但軍隊壯大後,又擔心諸將尾大不掉,架空朝廷,甚至江山易姓。當皇權有效性被降低時,這種焦慮更爲強烈。總體來說,時局的艱危,爲皇帝帶來了巨大的命運不確定性,這成爲這一時期皇帝頻繁退位的重要原因。
另外,國與國的對峙,主戰與主和的紛爭,“恢復”與和議之間的衝突,戰爭與和平的不同抉擇,也造成了帝王家庭內部父子之間政治理想的分歧。認同“恢復”的宋孝宗與宋高宗之間存在潛在衝突,而宋光宗也無意承擔父親寄予自己的政治厚望,政治理想的衝突帶來嚴重的心理負擔,嚴重的心理負擔又造成了孝宗極端的“孝”與光宗極端的“不孝”,這也成爲他們生前退位的原因。而這個原因鏈條的起點,恰恰也是時局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