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前承 16 世紀豐臣秀吉征伐朝鮮、覬覦明朝，後啓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 14 年侵華戰爭，置之更廣遠的歷史背景，則是日本自古以來國家戰略的強勢踐行。日本侵華，有着久遠深刻的歷史文化淵源。自古即立“八紘一宇”說。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富，卻“不甘處島國之境”，很早就有強烈的對外擴張訴求，其掠佔的首批目標是鄰近的朝鮮半島、臺灣島、庫頁島以及中國東北的白山黑水，東亞大陸乃至全世界則爲其侵略的“遠大目標”。
“雄飛海外”、稱霸世界，是日本統治階層千餘年來的夢想。傳說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紘爲宇”狂想。“八紘”一詞原出中國典籍《列子·湯問》《淮南子·地形訓》，意指四方四隅。成書於 8 世紀、用漢文寫作的古典《日本書記》借用此詞，編造神武天皇建都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意欲將世間的四面八方，置諸一宇之下，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維新伊始，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遺餘力宣揚此說。1903 年，日本“國柱會”成員田中智學把神武天皇“掩八紘而爲宇”之語概括爲“八紘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實則宣示日本爲統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 年 3 月 11 日，國柱會機關報《國柱新聞》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國》一文，正式拋出“八紘一宇”說。1940 年 7 月 26 日，日本近衛內閣制定《基本國策綱要》，聲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爲其根本目標。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八紘一宇”成爲日本帝國的國家格言，其軍政機構懸掛兩條幅，一爲“武運長久”，一爲“八紘一宇”。
▲ 至今，“八紘一宇”仍然鐫刻在日本某些建築上。
“八紘一宇”是日本千餘年的國家方針。自大和國於 4 世紀末、5 世紀初統一日本開始，即踐行“掩八紘而爲宇”的擴張計劃。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傳說。4 世紀末，倭王侵犯朝鮮，渡海攻破百濟、新羅城池，並擄掠奴隸、布帛，後被擊敗，退回日本。7 世紀日本派兵介入朝鮮政爭，被唐朝與百濟聯軍重創，此爲中日間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16 世紀末，軍事封建領主豐臣秀吉初步平定戰國紛爭，立即向外擴張，先是迫使朝鮮、菲律賓、琉球前來朝貢，進而大規模出兵朝鮮，試圖以朝鮮作爲征服中國的跳板。因中朝聯軍在陸戰和海戰中擊敗日軍，豐臣秀吉鎩羽而歸，一蹶不振，然其“必圖朝鮮、窺視中華”的擴張侈唸對近代日本產生久遠影響。
豐臣秀吉擴張狂念遭遇重挫，繼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因國力所限，又爲了禁止“異教”“異學”入境，幕府於 1633-1857 年兩百餘年間厲行“鎖國體制”，對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紘而爲宇”的訴求未曾消弭，封建領主仍懷“德化宇內”之想，且於內斂間，令“日本中心主義”精神發酵。
▲ 1592-1598年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戰爭，又被稱爲“萬曆三大徵”“壬辰倭亂”或“文祿-慶長之役”。
江戶幕府後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日本儒學家、國學家和洋學家從不同角度競相探討挽救民族危機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侷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
提出完整擴張計劃的是“經世家”佐藤信淵(1769-1850)。他 1823 年(文政六年)撰《宇內混同祕策》，首句稱：“皇大御國(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爲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爲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爲臣僕。……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佐藤說：“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徵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皇國征伐支那，如節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
其計劃爲：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他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在東京、關西、中州、筑紫、陸奧等八地域實行“富國強兵”，得雄兵 20 萬人，然後由天皇渡海親征，先鋒直撲江南，以南京爲臨時皇宮之所在，錄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後，再圖東南亞、印度。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佔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爲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
時至江戶幕府末年，日本面臨西方列強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見爲：仿效西方，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對外關係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國策，基旨頗類 19 世紀興起於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既是固有文化傳統所使然，也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直接仿效。這種社會學說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陰，後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
▲ 吉田松陰(1830-1859)和福澤諭吉(1835-1901)
吉田松陰承襲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並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他提出“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海外補償論”，認爲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只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吉田松陰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爲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爲將來“併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
吉田松陰在其創辦的松下村塾培養了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高杉於幕末亡故，後三人皆成爲明治維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 年，幕府派官船“千歲丸”首航上海，高杉晉作等數十名藩士隨行，他們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國觀”發生重大變更：由先前對“文化母國”的景仰，衍爲對一個龐大弱鄰的鄙視，並生出侵凌之念。
參加此行的藩士峯潔在《清國上海見聞錄》中寫道：“潔現在上海軍營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頭、無力，皆乞食，沒有一個有英勇氣概可見。像這樣的士兵，我一人可敵五名。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徵戰，可縱橫清國。”在上海看到清軍的頹敗之狀，激發起高杉晉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詩《曉步西門外》雲：“自許皇國刀鋒銳，五大洲中可獨行。”
福澤諭吉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爲啓蒙論者，福澤力倡“文明開化”，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歐美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亦爲題中之義。他主張學習歐美，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
爲實施“脫亞”“侵亞”，福澤諭吉倡導窮兵黷武。他的《通俗國權論》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洋溢着武力崇拜。他還一反“兵者凶事”之說，鼓吹戰爭對日本的好處。福澤 1887 年撰《和外國的戰爭未必是凶事危事》，稱“兵爲凶事，戰爲不祥，古今皆以爲如此。沒有人不希望國家無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
按福澤的邏輯，打仗成爲好事，其時間地點就是腐朽衰弱之際的清國。可以說，福澤此議是爲 7 年後挑起的甲午戰爭預爲倡言。同在 1887 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此爲日本侵華的“大陸政策”之端緒，其第一步是攻佔臺灣，第二步是吞併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八紘一宇”。
▲ 二戰期間日本銀行發行的貨幣——背面即宣揚戰爭意志的“八紘一宇塔”。
如果說，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的擴張謀劃，雖影響廣遠，但畢竟屬於學者的個人意見，爲內憂外患所困的江戶幕府尚無力實行，而福澤諭吉的理論則直接成爲明治政府及後繼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國家戰略。日本一直把福澤諭吉視作“近代文明導師”，而很少對其侵略中國朝鮮的軍國主義思想作批判性反思，這正與日本右翼統治階層至今未能反省侵略歷史的行徑互爲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