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馬河兩邊劃爲緩衝區，默認爲“兩屬地”，共有58個村。生活在兩屬地的“兩屬戶”需要同時向宋朝與遼朝納稅，併爲兩邊政府服差役，所以又稱“兩輸戶”。
兩屬戶要繳納雙重賦稅，服兩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諸多限制，一定有許多人想努力擺脫兩屬戶的身份吧?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雄州兩屬戶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兩屬戶人口也迅速增加。
原來兩屬地的性質使得管理當地的宋、遼政府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競爭性。宋徽宗時，雄州發生災荒，兩屬戶請求雄州政府蠲免稅收，雄州政府沒有答應。
鄰近的瀛州太守得知後，將雄州官員痛罵了一番，讓他千萬不要因小失大，使國家蒙羞。這個故事透露出一個信息：宋、遼政府在兩屬地是暗暗較勁兒的——看誰對兩屬戶更優恤。
熙寧九年(1076年)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報告，因爲災荒，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請求撥糧。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請求。同年下半年，遼政府也宣佈賑濟兩屬戶。宋朝得悉這一消息後，給沿邊政府下發了批示，要求雄州等沿邊政府密切留意遼政府的舉動，千萬不要讓遼政府搶走民心。
次年，雄州政府發現遼政府召集兩屬地58村的首領，以及逃移歸業的兩屬戶154戶，宣佈給予賑貸。雄州政府一面致信遼朝涿州政府抗議，一面火速報告朝廷。宋廷批示要求當地官員趕緊調查，隨後，雄州政府免掉了兩屬戶的賦稅，並向他們賑濟米豆。
正是因爲宋、遼兩國對兩屬地的治理存在這種奇特的競爭性，雄州政府偶爾拒絕蠲免兩屬戶稅收，纔會被瀛州太守視爲蠢事。
雄州兩屬地的政治競爭性，不單表現爲兩邊政府競相賑恤兩屬戶。當一邊政府過度役使兩屬戶、導致當地社會秩序受到破壞時，另一邊的政府還會致函對方，表達抗議。
熙寧九年，遼朝政府在兩屬地的費家莊六村抽壯丁60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詰問。還有一次，因爲遼人諷刺兩屬地百姓當兵，許多居民都棄家投奔雄州城。雄州太守馬上發糧賑恤難民，同時移牒詰問涿州，自此之後，遼人再也不敢了。
兩屬地的政治競爭性讓兩屬戶多了一項選擇權——管他們不能如同現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樣用手投票選舉政府，卻可以“用腳投票”選擇政府。當遼政府虐待他們時，他們就選擇投奔宋政府。反之亦然。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有兩屬戶爲逃避差役逃到雄州，神宗指示先安頓他們。遼政府要求即刻遣返。
雄州政府既沒有依遼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難民——這麼做顯然不合人道主義;也沒有將這些難民納爲全屬南居民——這麼做將造成宋遼關係的緊張化。而是根據樞密院的指令，採取折中做法：
出榜安慰逃難的兩屬戶，“不可遠棄家產，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歸復業”。
正是這種競爭性的治理秩序，讓兩屬戶獲益，因此兩屬戶纔會越來越多。宋人(當然也包括遼人)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不遜色於現代歐美國家在邊境設立共管地的務實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