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東漢王朝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東漢14帝有10位小皇帝，爲何能政權穩定，國祚延綿190餘年?
封建社會如果皇帝昏庸，或是沒點頭腦，搞不好就得弄的國家混亂，更有甚者，導致皇帝身首異處，政權更迭。但在東漢，十四個皇帝裏有十個娃娃，就在這種情況下，王朝平穩渡過一百多年，甚至解決了西漢遺留的匈奴問題。這在歷史上確實神奇，但又不是例外，比如宋代也多有皇帝年輕，太后聽政的局面，宋代政權照樣平穩發展，且繁榮程度超過漢唐。這種奇特現象歸根結底源於權力制衡，一個政權的穩定性與否，往往取決於權力平衡與失衡，東漢的神奇之處就是權力架構的設定較爲成功。
東漢皇帝在位的時間年齡
光武帝劉秀：25年—57年，31歲稱帝，63歲駕崩;
明帝劉莊：57年—75年，29歲即位，47歲駕崩;
章帝劉炟：75年—88年，19歲即位，32歲駕崩;
和帝劉肇：88年—105年，10歲即位，27歲駕崩;
殤帝劉隆：105年—106年，滿月即位，8個月駕崩;
安帝劉祜：107年—125年，13歲即位，31歲駕崩;
嬰帝劉懿：125年—125年，生年失考;在位206天駕崩;
順帝劉保：125年—144年，11歲即位，30歲駕崩;
衝帝劉炳：144年—145年，1歲即位，不到3歲駕崩;
質帝劉纘：145年—146年，7歲即位，8歲駕崩;
桓帝劉志：146年—167年，14歲即位，35歲駕崩;
靈帝劉宏：168年—189年，13歲即位，36歲駕崩;
少帝劉辯：189年—190年，13歲即位，5個月被廢，15歲自盡;
獻帝劉協：190年—220年，9歲即位，39歲禪讓，54歲病逝。
漢代男子的成人禮是在16歲，漢高祖劉邦時期就以16歲作爲帝王親政的界限。高祖、武帝之後的繼任者基本上都是16歲親政，所以可以將16歲看作兩漢時期成年的標準。那麼在東漢的皇帝裏，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嬰帝劉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個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時剛剛滿月，就是這樣的情況下，東漢王朝硬是撐了195年。
東漢的權力制衡體系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東漢第二代皇帝爲了避免皇親和士大夫作亂，把軍政大權交給了自己老婆家的親戚，也就是俗稱的外戚。這就形成了外戚、宗室、士大夫相互制衡的格局，至此以後，東漢皇后無外乎就出自陰、耿、鄧、馬、樑、竇幾大豪族，這也被稱爲東漢六大家族。其實熟悉漢朝歷史的都瞭解，西漢同樣重視外戚的力量，西漢最終也是亡於外戚王氏，那麼東漢爲何還要“重蹈覆轍”呢?
制度慣性首先，後世的眼光看待外戚，總有一種避而遠之的態度，那是因爲歷史的千百年經驗，告訴我們外戚專權的危害很大。但這也只是教條主義的歷史觀，並不等同於兩漢時期看待外戚的思維方式，一種制度的優劣需經過長久的經驗才能看清。西漢初期，也是由於制度慣性，纔將周王室的分封制進行演變和轉化，形成了宗室分封的格局，但削藩帶來的七國之亂，讓中央朝廷看到了宗室並不可靠，所以漢武帝才把所封的王國，地方都削小，政權也都奪去。到了東漢明帝時期，劉莊屢興大獄，完全杜絕了皇族宗室參與政權的可能。
而且漢初的政治中，皇帝發現比宗室更可靠的是老婆家的親戚，外戚秉政，不僅可以制衡那些囂張跋扈的本家親戚，還能對前朝指指點點的士大夫形成對抗。而且外戚在治國理政、對外征戰上更有動力，他們爲樹立更高地位，迫切希望建立功業，而不是僅僅依靠女人獲得認可。所以整個西漢雖然亡於外戚專權，但興盛之時，也多有外戚的功勞，這個制度的優越性並沒有因王莽謀朝篡位而被掩蓋。所以在東漢，排斥宗室，重用外戚就是一種制度慣性。
政治設定“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後漢書·皇后紀》
東漢的外戚結局都很悲慘，這是權力制衡的規律。東漢小皇帝的現象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皇帝早逝，留下了年幼的繼承人，另一類是外戚爲了維護權力的延續性，從而扶持小皇帝即位。如樑冀先後擁立衝帝、質帝、桓帝三位皇帝，執掌朝政大權長達18年，達到“父兄子弟併爲卿校”的效果。皇帝長大之後，需要奪回外戚的權力，由於外戚勢力都是豪門大族，滲透至軍政各界，想要奪回他們的既得利益，那就必須通過扶持其他勢力。又因皇族宗室已經被排除在覈心權力圈之外，所以皇帝只能依靠士大夫集團和宦官集團。
這就是東漢政治的三大制衡體系，其中宦官相對獨立，但由於這個羣體的特殊性，比如身體和精神缺陷、文化修養落後等特性，使這個集團成爲黑暗政治的代表。士大夫集團與外戚集團其實都來自豪族門閥，他們本身擁有共同的理想和訴求，但因東漢初期的政治設定，將兩個集團推向了對立的一面。
“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竅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後漢書·仲長統傳》
光武帝劉秀時期，“三公”就已經成爲榮譽和俸祿的象徵，失去了實際權力。他將武帝時期的內庭祕書機構“尚書”，更爲尚書檯，也就是俗稱的臺閣，擴大其規模，充實其職權，以六曹管理國傢俱體事務，直接聽命於皇帝。這就對原來外朝的公卿士大夫造成削弱，也體現了封建社會官僚體系發展的一條主線，即君權與相權的博弈。但由於東漢小皇帝居多，母強子弱的格局下，這種加強君權的設定就被外戚加以利用，他們以“近水樓臺”之便，搶先註冊“平尚書事”、“錄尚書事”的小頭銜，從而控制尚書檯掌握國家政權，這就是外戚專權形成的過程。
當皇帝長大以後，奪權階段首先考慮的就是收回尚書檯的控制，這時候佔據“近水樓臺”之便的多爲宦官。他們常居宮內，服侍皇帝，且由於尚書檯是少府下轄機構發展而來，當初就是以宦官擔任侍中、常侍的官職充任，所以就能順理成章的幫助皇帝滲透並掌握尚書檯，這又是宦官專權形成的過程。所以東漢的內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輪流“坐莊”，小皇帝時，外戚憑藉太后形成專權，皇帝長大後，又通過宦官打壓母族掌權者。
至於外朝，那就絕對是士大夫的舞臺，東漢的內外之分，往往體現在決策權上。士大夫集團代表着門閥政治，雖然他們多以儒家思想樹立了修身治國的偉大理想，但無一不希望推翻內庭的專權者，躋身決策的行列，從而實現門閥利益，或者是理想抱負。而且在察舉和徵辟制的影響下，士大夫集團不斷得到充實，形成東漢政治中最大的官僚集團。
他們通過土地兼併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大地主，再有累世專攻一經的經學世族，門生多至成百數千。在財與才的號召下，社會名仕的士大夫化逐漸形成，更推動了士大夫集團的社會影響力。所以東漢的士大夫集團，內有互相推崇，外有太學生、郡國生的呼應、聲援，以及地方大地主、名仕的支持，形成了與中央朝廷抗衡的社會權力中心。
這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是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纔有了三個集團相互制衡的政治設定，一家獨大必將顛覆政權。整個東漢政治，可以看做君主專制與門閥士族的內外相爭，外戚集團就是傾向於內的，而對於外戚集團的制衡，又是以宦官集團爲基礎。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東漢末年，漢桓帝依靠宦官剷除了外戚樑冀集團，宦官形成勢力之後，催化出打擊士大夫集團的黨錮之禍，這個大方向很明瞭，即宦官與外戚都是代表皇權由內向外的制衡，雖然最終是傷害了朝廷的根本，但在東漢小皇帝居多的現實情況下，這無疑是維護政權穩定的有效方式。
綜合分析
東漢小皇帝居多，這是事實，但三大集團的制衡體系中，卻都是以皇帝爲中心。宦官集團處於最黑暗、最卑微的一方，沒了皇帝，他們只是一個身體殘缺的異類，所以在內庭之中，宦官傾向於保護皇帝。外戚集團同樣需要皇帝做依託，否則也無法獲得更多的權力與利益，他們甚至希望皇帝長命百歲，在皇帝成年後，他們會抓住有限的機會，將本宗族女再嫁給當政的皇帝，以此延續權益。
這兩個集團之所以長期“卑躬屈膝”，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士大夫集團的影響力太大。即使外戚舅舅多以大將軍的身份掌握軍權，但也不一定能夠抗衡士大夫的聯盟。因爲他們掌握大量土地財富和家兵武裝，且社會號召力極大，外戚發動內庭的政變成功性非常低。
而士大夫集團的理想抱負是建立在兩漢經學的思想體系下的。這個思想體系可以說樹立了最原始的“忠君愛國”思想，爲人臣者的價值觀束縛着士大夫集團的“逆反”心裏，這也讓士大夫集團成爲千百年來較爲穩定的體系，換句話說就是思想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只要士大夫集團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害，理想抱負擁有施展的舞臺，那麼他們也就會爲了國家而奉獻，此處忽略那些不老實的案例。當宦官、外戚向外廷施壓時，“憂公憂國”的士大夫集團往往也只是規規矩矩的喊出“徒感王綱不懾，懼天網之久失矣。”
總體來講，東漢桓靈之前，三個政治集團的制約是維護了朝廷的統治，所以哪怕連續出了一個接一個的小皇帝，大體上能實現太后掌舵、內廷決策，外廷施行，分工明確，從而“天子垂拱而治”，帝國正常運轉。
然而這種體制只不過是百餘年形成的潛規則，未有任何法律的保證，當小皇帝成年，對外戚下手時，也導致內廷力量的內部分裂和矛盾激化。每一次外戚家族的更迭，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訓，那麼越往後，外戚集團就越需要尋求長久的專權富貴之策，樑冀就是外戚專權發展至鼎峯的例子，甚至有毒害小皇帝的嫌疑。
梁氏之後，竇氏、何氏將目光投向外朝的世家大族，欲與士大夫集團聯合，徹底打壓宦官集團，解除後顧之憂，從而牢牢控制皇權。這個時期的士大夫集團，與外戚集團確實擁有共同利益需求，宦官集團壯大之後，開始另尋出路扶持寒門士子，這就侵犯了世家士大夫集團利益。而且由於皇帝偏向宦官，黨錮之禍徹底激怒了士大夫集團，他們開始拋棄東漢朝廷，導致三大集團相互制衡的權力體系崩潰，也就失去了“三角形的穩定性”，宦官成了贏家。
漢靈帝駕崩以後，外戚何氏集團企圖反攻宦官十常侍，但這次反攻造成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的同歸於盡。東漢內廷徹底崩潰，地方軍閥成了這個時期的主角，隨之而來的便是漢室衰微後的天下三分。三國歸晉表面是版圖一統，其實質又是政治架構的重組，最具代表的便是西晉統治者脫離門閥政治的嘗試，以及魏晉玄學的思想探索。所以說，東漢雖然小皇帝衆多，但在三大集團的制衡中，處於穩定地位，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從而保持了長久的政權穩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