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安史之亂，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最鼎盛時代，尤其是唐玄宗在位時期，更是巔峯中的巔峯，這麼強大的大唐，它爲何只是被安祿山搞了一下，說跨就跨了呢?
一，安祿山爲什麼要反?
我們先把目光放在安祿山身上，問他2個問題，他爲什麼要反大唐?他反大唐的資本是什麼?
(安祿山劇照)
安祿山反大唐，主要是唐玄宗的平衡術，唐玄宗治國法寶就是平衡，哪方勢力強大，就要彈壓一下。
比如，唐玄宗一日殺三子後，太子之位空懸，壽王李瑁是最好的太子人選，但是李隆基卻不聲不響的選了李亨。
爲什麼?因爲壽王的勢力太大了!壽王是唐玄宗的寵妃武惠妃的兒子，愛屋及烏之下，唐玄宗就很喜歡壽王，而且權相李林甫也支持立壽王爲太子，最要緊的是壽王早年是由唐玄宗的大哥——李憲撫養長大的。
當所有有利因素都集中在壽王身上時，唐玄宗就習慣性運用平衡術，把壽王踩上一腳——立了無背景、無勢力、無人緣的李亨爲太子。
除了皇嗣問題，大臣他也搞平衡，比如張九齡下臺後，爲了平衡朝堂，他把大舅哥楊國忠提拔上來，專門制衡李林甫，不讓其一家獨大。
與此同時，軍中也是大肆搞平衡術，唐玄宗最重視的東北邊軍與西北邊軍，早先西北邊軍是王忠嗣爲代表，但是他勢力一度膨脹，曾兼任四鎮節度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令唐玄宗忌憚無比，指使李林甫大力一腳踩下，先貶爲漢陽太守，後轉爲漢東郡太守，一年後暴斃。(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是唐玄宗弄死的)
王忠嗣，其實就是安祿山的一個前例!只不過安祿山與王忠嗣不同的是，他是胡人，對國家沒有那麼高忠誠度，他有野心，他不甘心被唐玄宗擺弄，甚至有可能丟掉性命。
安祿山在兼任平盧、范陽和河東三鎮節度使後，就開始野心膨脹了，加之在平衡術下楊國忠不斷地給他上眼藥，終於打出了“清君側殺楊國忠”的旗號起兵。
這就是爲什麼安祿山要反的原因。
二，安祿山有什麼資本反大唐?
均田制崩潰，導致府兵制的消亡，募兵制崛起，才讓安祿山有了造反的資本。
我們可以把國家財富資源看成一個大蛋糕，這個蛋糕讓全天下的人來瓜分。其中統治階層佔了大頭吃肉，廣大地主階級佔一部分啃骨頭;最後剩下小部分湯水，給全天下的貧民，這是2000年來不變的封建資本結構。
北魏時期，由於以前常年征戰，人口調零，大量無主土地被國家撿了便宜，因此北魏孝文帝把這些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貧民，這就是均田制。
50年後，宇文泰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制定了府兵制，它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即平時爲農，戰時爲兵。國家給農民土地，那麼農民就要爲國家打仗，打仗還要自備衣甲、馬匹、武器等等。
大家看《木蘭詩》的“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就是府兵制中，士兵要自備武器軍需。
二百年後的唐玄宗時期，府兵制再也無法運行下去了，爲何?
因爲土地是固定的，就那麼一點，這200多年來，經歷了隋朝一統，唐朝盛世，人口不斷的增長，土地不斷的分出去，能分的土地越來越少，到了唐玄宗時期，全國人口達8000多萬，是北魏的幾倍，早就無地可分了。
而土地兼併卻日益嚴重，尤其是繁華地帶的土地。兼之國家賦稅又是以人身爲本，本來他們家就沒土地，還要交稅，那當然是逃到偏遠人煙稀少的地區，繼續想辦法生活，這就是浮逃戶的來源。
由於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當府兵的經濟基礎，他們加入到逃亡的難民陣營，府兵制因爲無兵可調而名存實亡。
但國家要用兵咋辦?這時候募兵制就應運而生。募兵制在唐高宗時期就開始了，到了唐玄宗時期，更加蓬勃發展。經過開元、天寶的大治，國家積累了很多錢財，爲募兵制提供了無限的動力。
因此，李林甫主政年代，唐朝實行了長征健兒制度，健兒指軍人，長征指久住邊境。
唐朝前期和之前的朝代，府兵制核心，都有一個政治底線，即在軍隊部署方面，保持內重外輕的局面。也就是說，全國的兵力，要有差不多一半是部署在長安周邊，以拱衛京師，威脅地方。
到唐玄宗實行長征健兒制度後，軍隊是國家花大錢養的，有投入就要有產出，不然養那麼多軍人白白吃飯?於是，唐玄宗時期，特別多對外的戰爭，又因爲對外戰爭多，不可能一直把大部分軍隊都駐紮在京師長安附近。因此，唐玄宗把全國大部分兵力，分別交給十個節度使管理。
久而久之，國家軍力部署變成了外重內輕，中央掌控的軍隊處於絕對劣勢，這十個節度使掌握了大唐90%的兵力，尤其是安祿山，是繼王忠嗣之後又一勢力龐大的軍官，他掌握着三個鎮的兵力，而且是長期對外征戰的精銳，用來對付中原老弱殘兵組成的軍隊，簡直是綽綽有餘。
安祿山是胡人，他在邊關鎮守多年，威望甚高，加之他手頭軍隊中的長征健兒，很多都是當地的胡人，與安祿山是同種，他還通過提拔一些親信來掌控全軍。
“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於行間。”——《舊唐書·安祿山傳》
三，安史之亂帶來的後果
安史之亂後，全國各地的節度使有樣學樣，成了割據的軍閥，中央無法集權，皇帝的權威也一落千丈，文化也造成了割裂。
安史之亂前，唐朝人對胡人是很開放，很包容的心態，因爲李唐皇室也有胡人血統。但是爆發安史之亂後，唐人對胡人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知識分子對胡人的反感，產生了華夷之辯。
以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爲代表，他們在作品中或多或少的夾雜了華夷之辯的思想，尤其是韓愈，他因爲反感蠻夷，導致對夷狄文化的佛教也反感，併力排痛斥。
軍事上，安史之亂後是軍閥割據，這些藩鎮不但不聽中央的命令，還多次叛亂。比如，唐德宗在削藩的時候，就接二連三遭到叛亂。剛開始，平亂戰爭還比較順利，但後來各個藩鎮聯合起來反對他，有所謂的“四王”。
涇原兵馬使的防秋兵，在路過長安的時候，發動了兵變，唐德宗被迫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結果遭到了朱泚的長期圍攻，差點命喪奉天，後來幫他平定叛亂的朔方軍節度使李懷光，緊跟着又發生了叛變，德宗又逃往了涼州。
國家在這些軍閥的不斷折騰下，民不聊生，越來越衰落，想搞生產，搞發展都搞不了，到處都在打仗搞破壞，處處白骨露於野。真應了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看現在的伊拉克)
宋朝成立後，吸收了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杯酒釋兵權，又重用士大夫制約武人集團，造成華夏尚武精神的衰退，所以終宋一朝，處處積弱屈辱。
後語：歷史上，每逢大的動盪，都是因爲社會資源分配出現了問題。
比如，草原民族爲何老是入侵我們中國，經過歷史學家竺可楨研究氣象得出結論，每到天氣寒冷的年代，草原民族一定會入侵，因爲他們的牛羊大量死亡，沒有吃的了，只能南下搶劫。(誰也想不到胡裏改人竟然搶出了一個滿清王朝)
同理，我國曆史上，每一次大的動亂，基本都是草根活不下去了，纔不得不起兵。
再比如，東漢黃巾起義、唐末黃巢起義、元末紅巾軍起義、明末李自成起義、清末太平天國等，歷朝歷代，無數大小的農民起義，都是因爲要活不下去了纔要搞事的。、
安史之亂亦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