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至5月間，《光明日報》連續刊登了四篇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離騷〉以外的“屈賦”》，懷疑包括《離騷》在內的諸多作品並非屈原所作，而將著作權歸諸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身邊文士。論文的作者朱東潤晚年回憶說。此事緣於和葉聖陶的通信，“聖陶問我最近有些什麼著作，我說有是有的，是關於《楚辭》的四篇文章，不過論點的爭執太多，不宜發表。聖陶說給他看一下也不妨。我這就把文章寄去”(《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沒想到老朋友先斬後奏，沒有徵詢他的意見，就轉交給《光明日報》發表。
書生氣十足的兩人起初或許並不覺得此舉有多不合時宜，更未曾料到居然會激起軒然大波。沒過多久，郭沫若就率先發表評論，居高臨下地呵斥道：“這樣的考證是很成問題的，但是也有它的淵源。它的淵源是什麼呢?就是胡適!……這種研究方法是標準的唯心主義，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是無足怪的。”
(《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在當年的特殊形勢下，這樣的宣判足以令對手膽戰心驚。據朱東潤說，“從5月到6月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自己上陣，並組織楊樹達、沈知方兩位先生同時出馬，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這一次形勢很危急，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我覺得最好是閃開一着，讓這三位撲一個空”(《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辯論的機會，只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不過要說楊樹達是被“組織”來的，也許未必符合實情。因爲位高權重的郭沫若不僅斬釘截鐵地斷言：“無論從史實上、思想上、文藝上來說，把淮南王劉安認爲《離騷》的作者，是沒有辦法可以成立的。”(《評〈《離騷》底作者〉》)還用很輕慢的口吻說道：“關於這些方面的研究，並世學者已經寫過不少的文章了。
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卻依然篤信胡說而一概不管，而且還要把胡適的歪風更進一步展開，這卻不能不使我們驚歎!”(《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儼然已經覺得穩操勝券，根本用不着再約請幫手。退一步講，即便要“組織”，也該是《楚辭》研究方面的專家，而非並不以此見稱的楊樹達。
楊樹達於當年日記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說：“草《離騷傳與離騷賦》。”並撮述文中要點;到了6月12日又寫道：“九日《光明日報》來，《學術》欄已登餘《離騷傳與離騷賦》。”(《積微翁回憶錄》)如果真是受到邀約，恐怕不會不記上一筆——在半年前的日記中他就提過：“閱二十日《光明日報·學術》副刊二十六號，載餘《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此去年七月寄與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並未諱言其事。而從《離騷傳與離騷賦》來看，楊氏意在“討論劉安做的究竟是《離騷傳》，還是《離騷賦》”，儘管以駁正朱東潤爲主，但也附帶批評了郭沫若，稱其“似乎欲折衷於傳、賦之間，有遷就賦字的意思”。
並說“我對於此問題的見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還提到“郭先生說：太史公作《屈原傳》，曾參考《離騷傳》。據我看，這篇《屈原傳》可能全本《離騷傳》，不僅止參考罷了”，屢屢指出郭氏的訛謬，哪有這樣幫腔助陣的?
蓋孔子於夷夏之界，不以血統種族及地理與其他條件爲準，而以行爲爲準。”(《論語疏證》)兩人或強調血統種族，或注重行爲表現，的確存有分歧。不過關於《論語》此章所言本就見仁見智，況且朱氏還特別強調“《春秋》主張團結諸夏抵抗異族，這便很和近代的民族主義類似了”，無疑別有深意寄託其中。
楊樹達在撰著《春秋大義述》時也曾感喟道：“晚遭大難，自恨書生，不能執戈衛國，乃編述聖文，詔示後進。故本編以《復讎》《攘夷》二篇爲首，惡倭寇，明素志也。”(《春秋大義述·凡例》)揭櫫過類似的意旨，對朱氏的良苦用心應該不難體會。
楊樹達參與這次圍繞屈原的論爭，顯然抱着相互切磋的初衷，因此並不做應景的表態或粗暴的批判，而是細緻考辨《漢書》所載淮南王劉安“爲《離騷傳》”的具體所指。他最後得出結論：“劉安的《離騷傳》只是泛論大意的文字，其非訓詁式的方式”，但後世“只知道有訓詁式的傳，不知道有西漢通論式的傳”，於是誤認爲“傳當爲傅，傅與賦古字通”。
遂將劉安的“離騷傳”附會成“離騷賦”。文中還提到：“照朱先生的話，《離騷》是由劉安作於漢武帝初年，如果朱先生不能來一個考證，斷定賈誼的《吊屈原文》是僞造的話，那麼，便是死了三十多年的賈誼，忽然還了魂起來讀劉安做的文字。”看來仍希望朱氏能夠提出新的佐證，否則很難令人信服。
在遭到郭沫若等人的批評後，頗有狷介之氣的朱東潤私下並未服輸，又接連寫了兩篇文章，其中《〈史記·賈誼傳〉疏證》認真考索了該篇傳記，認爲其作者“不一定是司馬遷”，而且《吊屈原賦》的作者也“不一定是賈誼”，明顯是爲了迴應楊樹達的質疑。其實，今本《史記》並非悉數出自司馬遷之手，《屈原賈生列傳》是否可靠——甚至有無屈原其人——歷來便有爭議，對此進行探討本無可厚非。
但這兩篇答辯性的文章最終卻並未公開發表，用朱東潤的話來說，“不應戰是客觀形勢使知識分子採取了必須採取的態度，不是我的聰明，同樣也不是我的怯弱”(《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
然而正因爲缺乏自由、平等和寬容的環境，被褫奪了即便是“異端”也應該享有的權利，才導致朱東潤“冤枉”了楊樹達，誤以爲他也是被“組織”來的。雖然在“形勢很危急”的時刻產生如此聯想也屬人之常情，但在楊樹達“撲一個空”之後，雙方也失去了本可深入交流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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