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朱元璋和江南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鹽販子出身、盤踞江浙的張士誠政權在朱元璋部的進攻下宣告滅亡。這標誌着環顧宇內,朱元璋已幾乎沒有強大的對手,其統一中國的偉業基本奠定。蘇州城被圍長達數月,因爲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蘇州的羽翼,蘇州孤城實處於外無援兵內無糧草之絕境,史籍上描寫當時城內“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枯革以食”。
但在這種困境中,張士誠仍然拒絕投降,曾多次謀劃突圍均未成功,最後於城破時上吊自殺,爲衝進張府的朱元璋軍士所救,然後被作爲最大的戰利品,送往南京。在凱歌聲中,隨同張士誠及其文武官員一起被押解去南京的,還有蘇州、杭州、嘉興、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屬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計二十餘萬人。在老對手面前,階下囚張士誠還是頗有骨氣的,閉着眼睛,既不說話,也不吃飯,賜給衣冠也不接受,最後被賜死(或曰自殺)。張士誠原先統治的以蘇州、杭州、嘉興、松江爲主的江南地區現在劃入了朱元璋的版圖。
但“江南”帶給朱元璋的,卻不僅僅是勝利者的喜悅。洪武初年(1368),一次微服私訪讓朱元璋大發感慨: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爲張王。我爲天子,此邦(吳地)呼爲老頭兒。”吳地的奢華讓他厭惡,吳地的民風更讓他不懂,這樣個江南是他這個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於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對江淅地區的整飭就開始了。整飭全面而系統,整飭的動機,則不單單是經濟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謀遠慮。什麼樣的深謀遠慮呢?即削弱這一地區的異己意識,剷除對王朝統治可能構成威脅的基礎。由於歷史視界的狹隘,朱元璋對江南的嚴厲整飭又帶有一種傳統的、以農業社會爲基礎的道德理想,包含着對於工商業發展而產生的社會變動的恐懼和仇視朱元璋對江南的整飭,首先是從經濟的壓榨開始的。
所謂“江南重賦”,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區的蘇州、松江、湖州、嘉興四府,賦稅特別苛重的一種現象。時人議論說:“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可知也已!”對江南實行重賦,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個歷史階段,在朝在野的官紳士庶對這一政策都有激烈爭論,改革的呼聲居高不下,但終明之亡,“江南重賦”並未有實質性的調整。在開國奠基後,朱元璋爲什麼要對江南地區科以重賦?這是個歷史學界存在很大爭議的問題。長期以來有一個流傳甚久的說法,即此乃朱元璋個人泄憤的產物。在朱元璋奪鼎的艱辛歷程中,他最大的競爭對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強恃”的陳友諒,就是“以富恃的張土誠,而蘇、鬆、湖、嘉一帶正是張士誠的大本營。朱元璋消滅陳友諒,移師進攻張士誠所佔據的蘇州城時,向來被視爲民風柔弱的蘇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認爲,爲發泄對支持張士誠的江南軍民的不滿,朱元璋登基後,便故意對張士誠原轄的地方加徵重賦以示懲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採信了這一說法但這一說法遭到了一些歷史學家的質疑。
韋慶遠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專家,著有《明潸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種,他所撰寫的《明初“江南賦稅畸重”原因辨析》就是質疑陳說的一篇論文佳作。韋先生重點從江南賦重的歷史淵源、明初社會經濟情況等方面入手,力圖說明,“江南重賦”政策並不是朱元璋個人主觀意識決定下的產物,而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客觀需要。而韋先生反駁舊說,最有力的一個論據是:如果說江南重賦是因爲朱元璋對江南軍民支持張士誠不滿,那麼他爲什麼不對曾經支持陳友諒的江西、武昌軍民也一樣施以重罰?須知,陳友諒當時對朱元璋的威脅遠遠超過張土誠,陳纔是朱的頭號死敵。韋先生的文章,從學理上講,是無懈可擊的,尤其是那最後一個駁論,更幾乎讓舊說無立足之地。不過,分析歷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銳的識見,但同時應該對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體察,這也就是前人曾經說過的,“論史要能攖人心”。而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韋先生的論文又不無可議之處,因爲他對朱元璋在滅陳和滅張這兩個不同時期的不同心理缺乏分析。從這個角度看,韋慶遠先生的論斷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域如韋先生所說,“陳友諒當時對朱元璋的威脅遠遠超過張士該,陳纔是朱的頭號死敵”,其時陳友諒聲勢極盛,從實力上講在朱之上,鄱陽湖雙方決戰,雖然最終的大贏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時形勢之險惡,勝負之反覆,朱氏實在只是運氣好一點,“幸勝”罷了,對這一點,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飾。而到了朱元璋進攻張士誠的時候,形勢卻迥然不同,這時只要稍有智識者,就會對戰局的走向一目瞭然:消極應戰、苟延殘喘的張士誠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對手呢?這從朱元璋戰前的動作也能窺出端倪:他對張是百般勸誘,指望兵不血刃,而對陳友諒,卻根本未存勸降的奢望,原因就在於,他認爲以張士誠的實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張士誠硬是在重兵圍困之下,死扛了近一年,張士誠本人對他的招降也表示輕蔑!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滅陳和滅張這兩大戰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滅陳,因爲是“幸勝”,只會有滿心的喜悅,滅張,一個爲他所藐視的對手卻負隅頑抗,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怎不令他惱羞成怒呢?這就好比下棋,一個人面對高手,如果贏了,即使勝來不易,他也會非常暢快,但如果一個向來爲自己所瞧不起的對手卻偏要戰至只剩一兵一卒才肯認輸,雖同爲勝利,那心理和情緒卻顯然有天壤之別。從這一視角分析,不是陳友諒,而是張士誠及其所轄江南地區讓朱元璋感到羞憤,最後連累江南民衆揹負重賦,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