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李世民自保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盛唐，是中國古代歷史中堪稱黃金期的時代;甚至一些人認爲，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便出現了劇烈的變化，並據此以唐爲界，將中國封建王朝歷史分解爲古代史和近世史;在唐朝400年曆史上，王朝建立後發生的第一起宮廷事變“玄武門之變”，可以說是對整個盛唐時代影響深遠，其作爲一次成功的武裝奪取權力，開啓了皇位的繼承人以武裝勢力奪取皇帝權力的先例。
就當下有史可查的官修史料而言，無論《舊唐書》還是《新唐書》，對於唐太宗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政治動機都採取隱晦或不言的態度;現在，如果我們查詢資料，能夠看到，很多學者、歷史讀者願意將“玄武門之變”的原因歸結以李世民爲首的勳貴集團，爲求自保，發動了宮廷事變。
而本篇文章我們深挖史料，將重現玄武門之變的前世今生，還原事件經過，並且深度探討：究竟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是不是爲了自保?我們先來研究下正史資料：
正史記載的立場偏向於唐太宗
首先，正史上對於李世民武裝奪取權力的記載無一例外的偏向於太宗的立場;如《後唐書》寫道：“(高祖武德)九年，皇太子李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於玄武門誅之。”也就是說李世民乃是後發制人，在得知太子齊王想要加害自己後，誅殺了兩人。
歐陽修《新唐書》則記載：“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九年六月，太宗以並如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這裏則將原因概括爲太子李建成害怕失去太子的位子，讓李世民後來居上，李世民也纔不得不有所迴應。
李世民暗中授意史官隱匿和更改大量史料
其次，我們都知道，正史的修纂大多是依據前代王朝所遺存下來的《起居注》等詳細的史料;在唐代以前，史官往往堅持秉筆直書的德行，“不虛美，不隱惡”，有一說一，說一則不二;我們也都知道，正是從李世民開始，史官對於政事和皇帝言行的記載走向了一定的偏頗。
《資治通鑑》記載了李世民登基後和作爲史官的房玄齡一次對話;太宗問：“爲什麼前朝的史官記載的東西都不給皇帝看?”言下之意便是，太宗自己想要看看對自己的歷史記載;而房玄齡婉言拒絕。
可這畢竟是爲唐朝百年基業鋪上最重要根基的唐太宗，他的強勢、高傲、唯我獨尊豈是李淵、楊廣等能相比?於是，房玄齡只能眼睜睜看着唐太宗翻閱了自己和父親唐高祖李淵的《起居實錄》;此時的史官主筆中，有個善於溜鬚拍馬的人許敬宗，他在太宗的無聲授意之下，隱匿了大量史料，呈交給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後很滿意，重賞許敬宗。
由此可知，正史中記載，有關李世民“玄武門之變”的描寫乃是經過太宗親自過目，授意修改，刻意隱藏的一段歷史，也就無從說明這段歷史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那麼，“玄武門之變”究竟經歷了哪些動態的歷程?又究竟是不是如太宗所說，是爲求得自保不得已爲之嗎?
宣武門之變的背景過程
如果將玄武門事變的前後動態過程一一梳理，可以分：前期準備、雙方初鬥、事變經過、事件結局。前期準備階段也可以被稱爲唐初儲君勢力和秦王黨兩大陣營的形成階段;不同的政治陣營必然是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一點毫無疑問。
李唐開國，始於公元617，隋朝唐國公李淵主導的晉陽起兵;李淵這一支李氏宗族本爲平民，適逢南北朝天下亂局，李淵祖父李虎爲北朝之一的西魏立下汗馬功勞，逐漸晉升爲西魏的八柱國之一。後來西魏讓國於北周，李虎後人恩蔭被封爲唐國公，後來傳爵位到李淵手中，實力主要是在太原、隴右等地，成爲關隴貴族集團的一部分。
隋末戰亂不斷，隋煬帝將守備權力交給李淵
隋煬帝統治末期，暴虐的政治使得國內矛盾激化、紛爭不斷、戰亂頻發;李密、劉黑闥、劉武周等一衆豪強地方紛紛拉起一杆義軍，誅暴隋，伐無道;公元617-618年，僅僅兩年時間，反隋稱王、建立年號的便有李密，稱永平元年;劉武周，稱天興元年;林士弘，稱太平元年;薛舉，稱秦興元年;樑師都，稱永隆元年。
誠然，此類地方小政權壽命極短、勃興與衰亡週期都很短暫;然而這類事件的密集化出現，乃至形成當時主流的歷史現象，無不有力證明了隋朝建成之初的煊赫已然是大勢已去、大廈將傾。可儘管在此境況下，隋煬帝楊廣依舊是巡幸江南，乘龍船沿大運河一路遊覽，彷彿在國家大局面前置身事外，反倒是將守備任務交由給一衆國公大臣，李淵便是其中之一。
在李淵起兵過程中，形成李建成和李世民兩股勢力
公元617年，也就是隋煬帝被毒死的前一年，李淵以維持隋朝社會安定的名義從太原起兵，六個月後便控制隋都大興城(今陝西西安)，擁立楊廣之子楊侑爲帝，可此時楊廣尚在人間，李淵晉陽起兵和後續的操作，已經使其居心昭然若揭。
李淵手下大將的人選自然豐富，而李淵的幾個兒子也是不負衆望，頗具軍事才能，各率一支強大軍隊，厲兵秣馬，東西征伐;例如，在進軍關中前的西河郡攻略戰中，李建成就是主帥，而李世民則是其麾下副將。
自李淵控制隋末朝政起，李建成以嫡長子守備大本營，與李淵一同處理政務;李世民則不斷征戰，如向東討伐王世充、竇建德集團，屢立戰功;由此，兩人的勢力呈現出明顯的分野，利益集團也各自形成。
儲君派與李世民陣營明爭暗鬥，矛盾激化
雙方的初次爭奪是暗地裏發生的、也是間接的;如李唐開國後，李淵朝的心腹大臣裴寂構陷劉文靜，使其抄家;而劉文靜乃是李世民陣營親信，劉文靜被殺，使李世民心理的危機感與日俱增，不斷刺激他的權力慾望;而幾年後，原儲君派手下的宿衛楊文幹起兵叛亂的事件，也是值得玩味的一次交鋒。
公元626年，太子李建成派任送了一批鎧甲到楊文幹都督的轄區，豈不料，運送的人中途倒戈告發楊文幹叛亂，並且以鎧甲爲物證;同時，中央朝廷的皇帝李淵也接到了告發，李淵震怒，不僅囚禁太子李建成，也派人去捉拿楊文幹。
此時楊文幹見事情已經出乎自己的控制範圍，索性直接起兵，可很快就被李世民率軍擊敗;楊文乾的叛亂可以說沉重地打擊了儲君派的勢力，李建成更是在李淵宮殿前，磕頭磕了一天一夜，才求得父皇的寬恕，不再使其追責。
李世民先聲奪人，誅殺太子李建成和齊王
揭開事變經過的，也正是一次小人告密，這次的主角是一個叫王晊的底層官員，王晊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率更丞，是一個計時的官員;據資治通鑑記載王晊告密李世民，報告太子和期望密謀在秦王李世民出征之時，假意踐行，實則欲滅李世民集團。
李世民聽聞後，決定先聲奪人，以雷霆手段進軍玄武門，並在此誅殺太子和齊王，徹底解決顧慮和憂患。王晊的告密可以說是正史承認的官方說法，然而考究這段史料，可以清楚的發現，王晊不過是太子府中一個小官，如何能得知太子齊王間的密謀，又是因何告密，史書在此運用了春秋筆法。這個說法在司馬光看來，如同兒戲。
但不管王晊是否有過告密，玄武門之變的開端早已落下伏筆。《資治通鑑》中記載，李世民心腹長孫無忌，親信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恭等，日夜勸諫李世民除掉建成和元吉。而儲君派中的魏徵等人也是力勸太子下手滅掉李世民集團。所以，無論是哪方提前準備發動宮廷事變，最後先出手的李世民還是笑到了最後。
李世民發動宣武門之變是否爲自保?
那麼，在玄武門之變的過程中，李淵作爲當時的皇帝，也是太子、秦王的父親，在其中又扮演怎樣的角色?事變發生於武德九年，也就是唐高祖李淵登基的第九年，這時的李淵已經年老體衰，每日居於深宮，雖然李淵對於兩大陣營的情況可謂洞若觀火，卻並沒有實行直接有效的遏制措施，而是儘量從中調和折衷。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李淵執政後期，出於對李世民等功臣集團的忌憚，極爲親近太子，全然沒有重新立儲的行爲;當玄武門之變發生，太子、齊王身死，木已成舟，李淵遜位，雖留性命，但無異於監禁。也就是說，李淵在事前發生前和稀泥失敗，事件發生後，已無力迴天。可見，玄武門之變對於唐朝政局形成了摧枯拉朽的影響，直接改天換日。
通過上述文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執行“玄武門之變”的前因後果上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李世民引發玄武門之變，絕非僅爲自保，原因如下：
李世民勢力發展已到達瓶頸
首先，李世民集團自身的發展已到達瓶頸;李世民集團的主基調是軍事，在那個名將輩出的大爭之世，秦瓊、尉遲恭、程咬金、羅士信、徐茂公等一干軍事人才皆被他納於麾下，並且在對外討伐的過程中，戰功赫赫，無論是勢力、軍事實力還是影響力都已經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此外，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府，也就是秦王府中的文臣謀士集團，也可謂是濟濟一堂;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長期爲他出謀劃策，勢力發達至此，李世民已經是騎虎難下，縱使自己不願出兵，手下衆人也加以規勸。
例如，當李世民接到所謂的“王晊告密”時，起初並沒有立即行動，而是在天策府與謀士們商量事態;長孫無忌、房玄齡等既是李世民的姻親，又是它麾下的重臣，這時便力勸他先下手爲強;王晊告密是否屬實，已經無從考證;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府文士，是玄武門之變實際執行過程中的重要一環，也是李世民賴以決策的重要助推力量。
李世民已成爲李建成繼承皇權的最大隱患
其次，儲君派已經感受到了來自李世民集團的威脅，於是開啓對李世民的削弱;軍功的積累，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處於不斷地膨脹階段，隨着上述以山東豪傑爲主體的秦王府集團的形成，李世民已經成爲了太子李建成甚至是皇帝李淵的重要隱患。
李建成作爲名義上的太子，佔據了道義和傳統的高點，並且太子東宮中黨羽也相對豐厚，儲君派的支持者也不乏有之，如魏徵、薛萬徹等。還有部分朝堂上的重臣，如楊恭仁、封德彝等“牆頭草”、“騎牆派”也成爲了儲君派一直爭取的政治合作對象。
此外，李淵爲了平衡奪儲現實，嘗試了一系列的和稀泥行爲，在管理過程中也採取或隱身，或折衷地可以均衡全局。例如，在劉黑闥在河北重新掀起反叛時，李淵沒有選擇閒散在京城的李世民，而是悖於常態地派遣李建成、李元吉統領軍隊出征，李世民則作爲後備力量，爲太子李建成所指揮。在征討叛逆的過程中，李建成、李元吉集團也聯絡山東一些豪傑，如控制幽州“燕雲十八騎”的大將羅藝，便是在此時成爲了儲君派的支持者。
在這樣的局勢下，除非李世民安心做自己的秦王，否則儲君派的勢力必然會不斷對李世民的勢力進行長期的削弱，並且即便李建成能夠即位登基，李世民及其特定同盟的利益也絕難保證。此外，唐高祖李淵的低效的、消極的協調手段，不僅沒有實現預想般的斡旋作用，反而促使時局更爲動盪不止、變動不定。而這都是使得玄武門之變不得不最終促成的重要背景。
歷史和現實狀況促使李世民發動宮廷事變
再次，歷史前車之鑑和現實的境況，促成李世民有完成宮廷事變意志;在唐朝前的隋朝，隋煬帝楊廣便是以陰謀手段、鬼蜮伎倆再加上自身的一些顯赫的軍功，最終將太子楊勇拉下了臺，從而推動自己即位。
比起善於奇技淫巧的楊廣，李世民無異手段更爲簡單粗暴，但也更有效;楊廣和李世民的處境極爲相似，二人奪取權力的手段雖然有所不同，終究是殊途同歸，所以，隋朝既然有類似的先例，自然能夠促進李世民及其團隊有完成“玄武門之變”的決心。
討論
筆者認爲，而對於時局而言，李世民的羽毛可謂極爲豐厚，太宗自身有着鮮明的性格和才華，有着極高的個人魅力，同時做事決絕果毅;此時的朝堂上，特別是政治中心的三省中，李世民自身就是尚書省首席——尚書令。
這本是李淵爲培養出李世民，爲李建成即位後的宰相而做出的準備，於是李世民在這三省宰相之一的官位盡到了自己的職責，也豐滿了自己的羽翼;尚書省右僕射蕭瑀，門下省侍中宇文士及等重要官員都是李世民的親信黨羽。
朝廷其他官僚如門下省侍中陳叔達、中書令楊恭仁始終保持中立，中書令封德彝則是始終的機會主義者，騎牆派。於是，民意看到的是李世民的軍功和開國諸多戰爭中的貢獻;朝堂之上也有着大量的中立者和李世民支持者。
現實的政治狀況，對於李世民爭奪實際的皇位可以說是有着巨大的輔助作用，這樣的政治局勢也正是在李世民獲得“玄武門之變”的成功後，能夠在很快的時間內平息事件影響，最大程度上恢復正常的政治、社會秩序，促進王朝迅速走向正軌的一個基本原因。
參考文獻：《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宋書》、《唐會要》、《全唐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