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俄語：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語：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蘇聯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它包括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清洗以及對無辜人員的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政治審查、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做秀公審、關押和死刑。
簡介
在蘇聯“鎮壓”這個詞被官方用來表示對被認爲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敵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將反對分子清除出共產黨，一般認爲其最終目的在於鞏固斯大林的權威。與此同時在社會上進行了一系列針對被認爲是或者被指責爲是出於落後或者祕密政治目的反對蘇聯國家以及共產黨政策的人羣的迫害運動。
官方將一系列清洗解釋爲消滅潛在的破壞分子和間諜，其背景是當時蘇聯預期的與德國之間的戰爭。公衆目光主要集中在對共產黨領導階層本身、政府官員和蘇聯紅軍領導人的清洗。大多數這些人是黨員。
但是這場運動也涉及到社會中的其他許多人：知識分子、農民(尤其是所謂的“富農”)和專業人員。一系列蘇聯祕密警察和國外情報機構(NKVD)的行動涉及到多個被指責爲“第五縱隊”的少數民族。
據赫魯曉夫在他的1956年祕密報告《個性崇拜和其後果》以及許多後來的研究證明許多這些指責，包括在莫斯科公審中提供的證據，都是被迫供認的，或者是對俄羅斯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刑法第58條(反革命罪行)的過分擴展的理解的基礎上得出的。這些審判不是按照當時蘇聯法律的規則進行的，當時的合法法庭在這些審判中全部被祕密警察三人審判團代替。
上百萬人死於大清洗，上十萬被槍斃，上百萬人被迫遷居。許多人被關押、拷打或者送入勞改營和古拉格。由於飢餓、疾病、惡劣的環境條件和沉重的勞工許多人死在勞改營中。大清洗是在根裏克·雅戈達(Genrikh Yagoda)任祕密警察長官時開始的，但是其頂峯則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間，當時的祕密警察首腦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這段時間有時也被稱爲“耶卓夫時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個大清洗是以斯大林爲首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領導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發佈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發佈命令對被告人施加“身體壓力”，這個命令在實踐中被翻譯爲拷打和非法謀殺。大清洗結束時耶卓夫被解除職務、以間諜罪(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審、被判和被槍決。
背景
一開始清洗這個名詞在蘇聯政治用語中意爲黨內的清洗，比如1933年約40萬人被開除黨籍。但是從1936年直到1953年這個名詞的意義變化了，因爲在這段時間裏開除黨籍幾乎立刻意味着被捕、被關押，甚至被處決。
大清洗的背景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希望消滅任何反對政府的專制統治的源泉。他們希望保障黨員會按照“民主專制”無疑地執行以斯大林爲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他們不希望蘇聯共產黨是一個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的多元的革命黨派。實際上在1920年代裏蘇聯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個官方的理由是在消滅任何戰爭時期可能會出現的“第五縱隊”，但是不中立研究無法證明當時的確有這個危險。第五縱隊的理論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權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親手簽署了多個槍決命令。此外共產黨還想借此消滅“危害社會的分子”、富農、過去的反對黨成員(比如社會革命黨的黨員)以及過去的沙皇軍官。
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就始終使用一系列手段來鎮壓它認爲對自己有威脅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會監視，有時這些鎮壓比較不明顯，有時則會達到一個頂峯，比如在紅色恐怖期間，或者對反對集體化的富農進行的鎮壓等等。大清洗與這些鎮壓不同的地方在於共產黨首次對其自己內部進行大規模的鎮壓。但是實際上總的來說共產黨員和官員佔被害者總數的小部分。黨內清洗與對整個社會的清洗是同時進行的。總的來說整個大清洗過程可以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次莫斯科公審(1936年)
引入祕密警察三人審判團來加速“革命正義”(1937年)
引入刑法第58條第14款(反革命破壞)(1937年)
莫斯科公審
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對此大做文章，從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進行了對部分原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三次公審。被告人被控與西方列強陰謀刺殺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解體蘇聯以及設立資本主義社會。
第一次公審是1936年8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審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諾維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黨領導。所有16人被判有罪和處死。
第二次公審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爾·拉狄克等。13人被槍斃，其餘被關入勞改營，這些人很快死於營中。
第三次公審是1938年3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團”，其中包括原共產國際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總理阿列克塞·李剋夫、克里斯蒂安·見賴可夫斯基和原祕密警察首領雅戈達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處死。
此外於1937年6月還在一個軍事法庭上對一批蘇聯紅軍將軍進行了一次祕密審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
一些出席公審的西方觀察員說公審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責被證實。他們的這個判斷基於被告人在法庭上，在顯然沒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藥物影響的狀態下，所做的供認。
比如一位英國律師寫道：“這些虛心的社會主義者又一次被懷疑和憤怒圍困”，但是“在戰場的煙霧滾過之後我們又一次堅定地認識到控告是正確的、承認是正確的，判決是公正的。”
今天我們知道被告人的認罪是在對他們施加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後才獲得的。通過前祕密警察軍官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和其他人的敘述我們知道獲得認罪的手段：反覆毆打、拷打、讓被告人連續數日站立、不準睡覺、威脅關押和殺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員。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兒子被捕並被控恐怖主義。使用這樣的手段數月後被告人陷入絕望和精力耗竭。
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認罪”的條件是政治局保證他們和他們的親人不被殺。但是他們並沒有獲得政治局的保證，相反地他們與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耶卓夫單獨會晤。會上斯大林給予他們這個保證。但是事後斯大林不但沒有繞被告人的命，而且大多數他們的親人被關押和槍斃。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屬不受害爲“認罪”條件，這個條件部分被實現。他的妻子被關入勞改營，但是倖存。
1937年5月在美國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個“考察在莫斯科公審中針對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員會”，一般被稱爲杜威委員會，來考察公審中被“證實的事實”。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雖然這個委員會明顯地要證明托洛斯基的無罪，但是它還是揭露了莫斯科公審中所“證實”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認說他於1935年12月飛往奧斯陸從托洛斯基“獲得進行恐怖活動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員會證明沒有這次飛行。另一位被告承認說他於1934年12月參加了一場謀殺，但是此時他已經被關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員會在其422頁厚的書《無罪》中發表了它的研究結果。它的結論是所有莫斯科公審中被判的人全部無罪。它總結說：“與外來跡象無關，委員會發現：
莫斯科公審在其施行中就是爲了要使得使得任何無知人相信它確證了事實。
雖然一般認罪是最有力的證據，但是當事人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