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近衛軍權利有多大?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強大的軍隊在古羅馬帝國的征服歷程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這個過程中無法替代的，造就了軍隊在政治生活當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身爲皇家御林軍，羅馬近衛軍是最爲特殊的一支軍隊，其重要性遠遠在於其他軍隊之上。因爲這支軍隊所代表的不僅僅是軍事力量，同時也是一隻政治力量。近衛軍在三百餘年的歷史上，不斷插手帝位更迭，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每每讓皇帝不得“善終”。
一、羅馬特色——畸形的近衛軍
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賴於羅馬帝國特殊的政治土壤，與帝制一起處處彰顯羅馬特色。
軍事背景下的帝制
從奧古斯都至君士坦丁三百多年間，歷代帝王中出身武將居多，文臣稀少。羅馬帝國雖然稱不上純粹的軍事帝國，帝國政權不是軍人政權，元首政治亦非武人政治，但大多數皇帝擁有軍事背景也是事實：與近衛軍、軍團難以割捨，主動取悅軍隊者不乏其人，導致羅馬帝制與軍事性質之間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帝制創建者奧古斯都不僅需要近衛軍保衛宮廷，而且不乏加強軍隊整體實力之意圖。與傳統的羅馬軍隊不同的是，近衛軍是皇帝的御林軍，合法地駐紮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臺，政治觸角伸向各個領域。
唯一性、特殊性使近衛軍不難成爲政治舞臺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無計可施。如果說所有羅馬皇帝都放縱近衛軍，不免有些武斷，但多數皇帝、帝國制度對近衛軍缺乏管束，助長了近衛軍的氣焰卻是事實。
皇帝與近衛軍之間關係失衡
正常狀態下，近衛軍與皇帝應保持一種主僕之間的穩定關係，且對主子唯命是從。然而，在羅馬帝國，近衛軍率先打破了這種穩定，應有的忠誠蕩然無存，與此息息相關的政治生活隨之失去了某種平衡和穩定，政治天平向近衛軍傾斜。
在羅馬帝國，無人將近衛軍視爲獨立的政治勢力，或組織系統完備的政治派別，但皇帝倚重，被賦予的一系列軍隊職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國事職能，軍隊的威懾力等，增加了近衛軍的政治砝碼，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衛軍傾斜，刀劍對政治的強制性和壓迫性逐步升級，正常的政治生態遭到破壞。
這種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的傾斜，總是以犧牲帝國安寧乃至讓皇帝成爲犧牲品爲代價的。帝國常因近衛軍干預帝位傳承發生內亂、兵變，多次遭遇兵燹之禍，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既是社會的、經濟的，也是政治上的。
羅馬皇帝與近衛軍之間這種變異的關係是歷史上少見的，由此產生的各種偶發、頻發性消極結果及其特點也少之又少。
“外力”下的非正常帝位傳遞
羅馬帝位傳承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多數情況下在“外力”的作用下進行，而不是依“內力”——血緣依次延續。“外力”否定了血統和出身，在實踐中更多地表現爲以近衛軍爲代表的軍隊的政治暴力蓄意干預，爲本應有章可循的繼承秩序注入了諸多不確定性。
其實，這種“外力”不僅源自近衛軍的政治暴力，即使是元老院的程序，羅馬人民的意願等，又何嘗不是政治性質明顯的“外力”?
正是由於“外力”太多，導致困擾羅馬帝國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持續不斷的帝位更替。帝位傳承從未正常進行。而在這些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衛軍無疑是重要的、羅馬城中其他諸種“外力”難以匹敵的一種力量。羅馬帝國帝位傳遞過程中，壓倒性的“外力”切斷了皇統和嫡傳，打造出帝制的“羅馬特色”，近衛軍則推波助瀾，使這一特色愈加鮮明。
源遠流長的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和歷史基因
共和國伊始，羅馬軍隊便通過多重路徑參與政治，共和國末年的內戰，軍隊投身政治鬥爭，以及對政治毫無遮掩的壓迫性開啓了羅馬歷史新的一頁。此間，羅馬政壇上不可一世的政治巨頭，悉數爲軍事梟雄，憑藉軍隊傲視羣雄，蘇拉、愷撒、“後三頭”無一例外。
軍隊在權力爭奪廝殺中，用刀和劍表達政治意願，協助多個軍事將領獨裁羅馬，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局走向。從國家制度層面，帝國終結了共和國，而帝國的軍隊卻是共和國軍隊的延續與發展，共和國軍隊變身爲帝國武裝力量，軍隊左右政治的影響力隨之延伸至帝國時代，但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
比如，共和國時期軍隊追隨將領爭權奪利大多擁有派別、集團歸屬，政治目的清晰，近衛軍則主要在和平年代特別是改朝換代之際製造混亂和殺戮，並不倚傍某一個有組織的派系，看似政治目的不甚明確，但行爲的指向性、結果屬性絕不會與政治脫離干係。
肩負特殊職能的近衛軍正式誕生於帝國時代，而就參與政治而言，與共和國時期的軍隊沒有質的區別，近衛軍在帝國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襲的是羅馬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僅僅是過程、目的存在差異。
帝制、近衛軍對“後共和國”時代的羅馬而言可謂新事物，但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卻不是新生事物。近衛軍的建立爲羅馬軍隊增添了新成分，也給帝國增加了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二、近衛軍活躍政治舞臺的根源
從奧古斯都至君士坦丁，羅馬帝國曆經59個皇帝統治，其中26人直接或間接死於近衛軍之手。
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創建近衛軍，帝國軍隊從此增添了一個新成員，政治舞臺上多出一個新角色。奧古斯都當政時，近衛軍忠誠皇室，安分守常，沒有製造任何麻煩。
然而，好景不長，公元23年，自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羅馬城建造工事堅固的近衛軍營地後，近衛軍政治上的權重大幅度增加。訓練有素的精銳之師駐紮羅馬城，帶來的是巨大的震懾力，羅馬民衆、元老院乃至皇帝無一不是威懾對象。
不唯如此，近衛軍還時時將“威懾力”付諸行動，多個皇帝成爲近衛軍刀下冤魂，徹底顛倒了近衛軍與皇帝之間的主僕關係，或成爲皇帝“擁立者”“選擇者”，極大地消解和異化了“近衛”職能。
公元41年，近衛軍創下了兩項紀錄：先是殺死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再把“紫袍”披在克勞狄烏斯身上，開啓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此舉第一次清晰地證明了近衛軍擁有選擇皇帝繼承人的權力，開始逐步左右帝國最高統治權的歸屬。
那麼到底是何原因導致近衛軍在羅馬政治舞臺上如此活躍呢?
元首制對軍隊的依賴
共和國末年，羅馬內戰首尾相顧，軍隊對政局直至政體選擇的影響力前所未有，軍事獨裁陸續建立。屋大維入主羅馬只是一系列軍事勝利中的一次，他本人不過是多個獲勝將領中的一員，創建的元首制是內戰獲勝結出的果實。
正因爲元首制與近衛軍相輔相成，近衛軍所享受的種種優待境遇爲其他軍隊所無法企及：駐紮羅馬—意大利城的唯一一支武裝力量、身居帝國政治中心、陪伴皇帝進出瑏瑠、備受恩寵，服役期短且軍餉高、被委以諸多重任……凡此種種，近衛軍由是成爲軍隊中最有特權的一部分，日益滋長驕橫，君主和元老院的權威、公共財富和帝國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近衛軍與帝制同生共長，政治角色內容漸趨豐富得益於皇帝的依恃，在羅馬城內無人能夠應對近衛軍的刀劍，不僅肆無忌憚地捲入政治爭鬥，而且再三以軍事行動決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極意義。
羅馬帝國繼承製度的不完善
易代之際干預帝位傳承是近衛軍政治角色的集中表達，之所以會產生近衛軍開啓先河的軍隊干預帝位傳承等長期性問題，奧古斯都創建的元首制及其繼承製度種種疏漏堪稱禍根。
元首制的繼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繼承，也不是真正選舉。這種介於血緣傳承和羅馬人熟悉的選舉之間的、無定製的繼承製度，留下了人爲操作的餘地，軍隊依武力伺機而入。
奧古斯都創建了元首制，卻沒有同步建立一整套嚴格的、具有法律保障意義的繼承製度，在羅馬帝國曆史上，關於近衛軍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從未有法律、制度甚至習慣上的界定，近衛軍通過干預帝位的傳承，垂直影響帝國政治，是對帝國制度限定缺位的最好註解。
這種制度層面欠完善與法律規定的缺失，事實上爲皇帝的誕生與元老、軍隊三者之間製造了一種博弈：名義上有決定權的元老院手無寸鐵，要麼聽命於皇帝，要麼爲軍隊武力所挾持。奧古斯都時代，元老院的權威便夾在皇帝和軍隊之間，除被動地接受皇帝與軍隊之間的博弈結果之外，別無選擇。
軍隊作爲博弈三方中強勢一方，又以近衛軍爲突出。要挾皇帝，威懾元老院，近衛軍遠比外地軍團擁有地利之便。尤其自提比略之後，帝國曆史演變爲宮廷政變和僱傭軍隊經常性的譁變，而元老院和羅馬民衆被排除在起作用的政治因素之外。
宮廷政變式的帝位傳承讓近衛軍雙刃劍角色一覽無餘：它可以是皇帝性命的安全保障，也往往成爲皇帝身邊最危險的敵人。因此，許多皇帝雖尊貴無比，卻不敢貿然慢待近衛軍。近衛軍政治角色的兇悍性可窺一斑。
皇帝的無能
近衛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橫行不法，與許多皇帝治軍無方、軟弱無力有直接關係。近衛軍正是利用皇帝的種種弱點，愈加肆無忌憚。間或有皇帝對近衛軍進行治理，卻難維持長久。除非皇帝本人即爲驕兵悍將威震天下，否則，只能默認現實，施以金錢安撫，放縱、姑息近衛軍的事例屢屢見諸史乘。
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皇帝，尤其那些得近衛軍支持登基的皇帝，不得不和某些“強勢皇帝”一樣，姑息縱容他們的不法行爲，用大筆賞銀贖買不可靠的忠誠。
但無論這種賞賜原因、理由如何，結果相差無幾，一些皇帝即使“破財”，也未能“免災”，甚至時有賞金越多，災難越大的厄運。比如在羅馬帝國曆史上，尼祿厚待近衛軍超出前輩，但就是這支尼祿在意大利選拔的近衛軍，仍因爲金錢，關鍵時刻拋棄主子。
可見賞金、錢財並未讓近衛軍有所收斂，反而刺激了近衛軍難平的欲壑，加速了近衛軍的墮落。
結語：元首制的運作、宮廷安危有賴於近衛軍，羅馬城安全和有序，近衛軍絕非一無是處。三百餘年間，近衛軍真正攪亂政局，釀成災禍亦未貫穿史冊，只是由於近衛軍種種消極表現後果嚴重，所產生的漣漪效應影響惡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積極作爲，最終導致惡名遠播。但也應關注，近衛軍與皇帝構成了一個矛盾體，沒有皇帝，近衛軍則一事無成。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實現，深層次的原因無疑源自羅馬的元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