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國家報》5月10日稱，德爾默·伯格的家位於加利福尼亞北部哥倫比亞郊外的一處叢林中，距離舊金山3個小時的車程。一個當地居民在熱心指路後說：“你爲什麼要走這條路？它只會通往一些廢礦場。”在山路上走了大概2英里之後，需要上一個陡坡才能找到伯格的家。退休之後，伯格在這裏購買了1公頃雜草叢生的狹長地帶。他用了10年時間才建好了這個賴以養老的家。幾周以前，妻子瓊去了養老院。99歲的伯格仍然獨自生活。陪伴他的有一隻貓，一名每週來2次的女家政服務員，還有作爲最後一個見證西班牙內戰的美國人的回憶。
“我的一生都是在關於我們去西班牙的各種問題和疑問中度過的。”1929年金融體系崩潰時，伯格只有13歲。如今的伯格聽力幾乎全部喪失，但聲音洪亮，思維清晰。在4月的一個早上，他邊吃着小麪包邊回答我的問題。他說他“記得清清楚楚”自己爲什麼會去西班牙參戰。
“我沒有政治意識，不過是一個在校學生。但大蕭條重重地打擊了所有人，包括農民和小商人。”伯格的家人在加利福尼亞的莫德斯托從事農業活動。
伯格還記得有一個具體的事件喚醒了他對特定社會問題的認識。一些一戰老兵組織了一次得到全國響應的遊行活動，要求政府支付從一戰結束後一直拖欠的獎金。這次大規模的運動迫使華盛頓支付了欠款。“老兵的大規模運動影響了我，這是身陷問題當中的人們的動員。”這一想法深深地刻在了還在學校讀書的伯格心中。“‘不能無視我們。’這樣的想法讓我很興奮。我們走上街頭表達我們的訴求，我們不能被忽視！此時此刻我開始明白，人們的集體行動是可以實現一些目標的。”
伯格一家自行保管他們的現金。父親看到農民的生活過得很糟糕，決定把錢從銀行裏取出來，“放在儲藏室的一個罐子裏”。伯格清楚記得絕望的人們在銀行門口排隊等待取錢的場景。多年之後，已經入伍的伯格會以25%的利率將錢借給戰友們去理髮店或洗衣店。因此，當他決定離開美國軍隊時，尚有能力支付120美元的違約金，這在1935年算得上一筆不小的財富。
伯格離開農村，跟弟弟一起來到洛杉磯打工。當時的伯格對西班牙局勢的認識是這樣的：“人民陣線贏得選舉，趕走了國王。大地主們想回來重掌政權。但他們無法通過選舉做到這一點，政府太過強大，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軍隊。”80年後他這樣總結：“我爲什麼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受大蕭條的打擊和美國一樣，甚至更嚴重。我感同身受。我覺得全世界是一家，我是其中一員。我開始覺得那裏發生的一切都跟我有關。”
每天在上班的路上，伯格都會經過聲援西班牙共和國的委員會門口。直到有一天他決定走進去，詢問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我說：‘我想去西班牙。’但是從法律上講是不行的，不能用這種方式徵兵。”伯格每天要上夜班，所以他就利用白天的時間更多地參與到組織集會等活動中。終於有一天，伯格有機會表達自己想要親眼去看看的願望。他拿到了護照，取道紐約、巴黎，來到西班牙。
伯格在巴塞羅那第一次遭遇轟炸，也是在那裏開始參與西班牙內戰，並先後去過馬德里和巴倫西亞，他在巴倫西亞遭遇另一次轟炸並受傷。伯格仍記得每一個細節。當時他躺在牀上，其他人都跑到院子裏的時候，只有他留在房間裏。他起身的時候正好有一塊金屬從頭頂落下，嵌入了他的腹部。他還記得流血、塵土和護士在醫院裏爲他清理傷口的情景。伯格1938年1月15日來到西班牙，1939年2月4日離開。忠於西班牙政府的國際縱隊中還有2800名美國人與他並肩作戰。
伯格笑着說：“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是最後一個倖存者。這不是我的本意。我結婚、退休、買了一塊地……”回到美國以後，他感覺到自己是被認可的。他說：“問題都很清楚，沒有人會指責你。”他從事農業，並且一直在左翼陣營中活動。在麥卡錫時代的反共浪潮中，他曾感到自己受迫害和恐嚇。他結過3次婚。他指出，在美國，無論政治思想如何，志願者參與西班牙內戰一般都會被看做正義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