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人口統計
儘管到底死亡多少人永遠也說不清，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黑死病造成歐洲人口銳減。現在的人如果罹患腺鼠疫又沒有得到及時治療的話，死亡率爲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之間(但是如果病人得到抗生素治療的話，死亡率會大幅下降)。如果病人得的是肺鼠疫，同樣沒有及時進行藥物干預的話，病死率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如果病人患上的是敗血性鼠疫，又沒有積極治療的話，那麼病死率將高達百分之百。我們雖然理論上可以從這些數字中推斷得出中世紀黑死病的死亡人數，但實際上我們卻難以知道黑死病爆發時哪些人患的是腺鼠疫，哪些人患的是肺鼠疫，以及中世紀耶爾森(氏)鼠疫菌株是否與現代耶爾森(氏)鼠疫菌株具有相同特徵。
黑死病爆發時期的報道對後人得知當時黑死病的死亡率並無幫助。中世紀觀察家缺乏大規模統計人口數量的方法，中世紀編年史家(與他們的希臘、羅馬前輩一樣)爲了達到強調突出的效果，易於誇大死亡人口的數量。與此相對，一些出於不同目的由個人撰寫的歷史記錄倒顯得更爲可信。例如，一位名叫亨利· 耐頓(Henry Knighton)的英國牧師對萊斯特(Leicester)所轄各區染疫死亡人數進行了詳細記錄：聖倫納德區(St。Leonard)380 人，聖十字區(Holy Cross)400 人以上，聖瑪格麗特區(St。Margaret)約700 人。由於耐頓與阿維尼翁(14 世紀絕大多數時間裏教廷的所在地)聯繫頻繁，因此亨利· 耐頓還精確、詳實地記錄下法國南部地區教士階層的患病死亡情況。耐頓不僅統計出萊斯特教區的死亡人數，而且對於法國南部地區牧師的死亡率也提供了精確、可信的數據：阿維尼翁有6位紅衣主教和160 名加爾默羅(Carmelite)修士(包括所有英國籍加爾默羅修會成員)染疫而亡，普羅旺斯地區有347 名多明我會教士(包括147 名蒙彼利埃人中的140 人)染疫而亡，馬賽的150 名方濟會修士中除1 人外全部疫亡。耐頓統計的數據僅限於英國中部及周邊地區以及法國部分地區的牧師羣體罹患黑死病死亡的情況。耐頓從未試圖統計被黑死病疫情侵擾的其他地區人口的死亡情況。面對黑死病造成的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恐怖景象，許多編年史家已無力準確描述他們所目睹的慘狀，他們更願意贊同意大利作家喬瓦尼· 薄伽丘《十日談》(1350 年)第一部中對黑死病造成的慘狀進行的細緻、生動的描寫。然而，《十日談》畢竟是文學創作，而不是歷史文獻。因此，編年史家的文獻中便不厭其煩地重複“每四人中就會死掉三個”或“每十人中就會死掉九個”這樣的語句。
然而，佛羅倫薩的一位名叫喬瓦尼· 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的編年史家卻是個例外。維拉尼是一個做生意的買賣人，他想用不同於當時通用統計學的方法求得黑死病死亡人口的精確數據。維拉尼引證的數據包羅萬象，從當時開業商店的數量及從業者人數，到每年食品的消費量，各種類型的數據應有盡有。在強大數據的支持下，維拉尼在其著作《新編年史》(Nuova Cronica ;New Chronicle)中信心滿滿(也言之成理)地指出，疫情爆發前佛羅倫薩總人口爲九萬四千人。雖然維拉尼死於他一心想從人口學角度評估疫情影響的黑死病，但是維拉尼的研究數據(與醫學和考古學證據相印證)卻幫助現代學者推斷出黑死病致使佔當時佛羅倫薩總人口百分之五十的人丟掉了性命。
雖然佛羅倫薩黑死病死亡率高得嚇人，但事實上可能除了市中心之外，並非所有地區都是高死亡率。鄉村的死亡率可能會低一些，儘管最近研究表明鄉村地區黑死病的死亡率可能並不像學者們之前估計得那樣低。比如，在對英國南部和東部地區進行的深入研究表明，許多農村地區都遭到黑死病的嚴重打擊，人口損失慘重——有的地區甚至達到整個村子人口滅絕的程度。當然，各地病死率也不相同。那些大的商貿中心和政治中心以及有大量外國旅行者途經的人口稠密地區受黑死病的影響最大。維拉尼所述的佛羅倫薩便是最好的例子，儘管絕大多數意大利城市都被疫病感染，像佛羅倫薩一樣重要的中心城市如倫敦、巴黎、阿維尼翁、亞眠(Amiens)以及北海貿易中心城市不來梅(Bremen)和呂貝克(Lübeck)也受到疫情波及，但卻都不像佛羅倫薩一樣死了那麼多人。然而，其他地區——包括諸如米蘭(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同時也是連接地中海和阿爾卑斯地區貿易的重要樞紐)、羅馬、列日(Liège)、紐倫堡(Nuremberg)以及波希米亞全部地區——都奇蹟般躲過了瘟疫劫難，這些地區無一人感染這種致命的傳染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爲一個地區(例如，對英國一些疫區所做的非常詳盡的研究)的流行病數據也必然適用於其他地區。總而言之，相關證據表明歐洲是迄今爲止黑死病感染死亡率最高的地區。例如，這場流行性鼠疫在亞洲奪走了2500 萬人的生命，雖然這是極大的數字，但是與亞洲巨大的人口基數相比，這個比例要明顯低於歐洲。整個歐洲黑死病人口的死亡率保守估計也得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間。歐洲爆發黑死病疫情前，西方基督教世界總人口約爲5000 萬至6000 萬之間。因此，歐洲黑死病死亡人口總數應該介於1500 萬至3000 萬之間，雖然這些數字有可能被不斷修正，但就這些數字來說，無論從哪個標準來衡量都是極其驚人的。
醫療應對舉措
1670 年前後，一名叫安東尼· 範· 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的荷蘭布匹商人、非專業科學家用自己製造的顯微鏡在觀察一滴水的時候，發現了水滴中佈滿生命體的微生物世界。雷文霍克的發現無論就其影響範圍還是推動基礎技術發展方面，均具有劃時代意義。16 世紀末，第一批簡易顯微鏡被製造出來。雷文霍克發明出第一臺能夠看見最大微生物——被其稱爲“微動物”的單細胞生物的顯微鏡，而在此之前人們已經進行了大約三代試驗型及改進型顯微鏡的製造工作，但均以失敗告終。此次重大發現有力地推動了微生物科學的創建，同時也爲醫學研究開拓了新領域。顯微鏡的發現使無數人從中獲益，而最先受益的兩位是愛德華· 詹納(Edward Jenner) 和路易· 巴斯德(Louis Pasteur)。藉助於顯微鏡，二人的工作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在雷文霍克之前，沒有人會想到疾病有可能是由小到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引起的。儘管中世紀醫生知道疾病可以傳染，但是他們對傳染病的機理一竅不通。中世紀醫學認同古人的觀點，即人體健康由四種體液(血液、脾液、膽液和腦液)所決定。整個中世紀醫學建立在體液理論的基礎之上，並據此進行疾病預測和診斷。中世紀醫生力圖對這種傳播速度極快、令人聞風喪膽疾病的病因做出合理解釋，並找出應對之道。一些人認爲這是對靈魂邪惡的人進行的懲罰，另一些人則試圖通過占星問卦以明就理。1348年10 月，巴黎大學醫學系發佈的研究結論稱黑死病的起因源於行星間的惡性結合，從而從地球中吸出了“邪惡的水汽”。雖然空氣中存在腐敗氣味的最終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腐敗味道的空氣”是中世紀醫生對病因最常見的解釋。最後，多數醫生與許多當時的人一樣把黑死病的出現歸因於上帝對罪孽深重的社會的審判。
相反，對這種疾病的醫學描述總是複雜多樣。在極爲詳盡地描述黑死病發病症狀的衆多醫生中最值得一提的兩位醫生一位是意大利人金泰爾· 達· 福利尼奧(Gentile da Foligno)， 另一位是伊比利亞阿拉伯人阿布· 賈法爾· 艾哈邁德· 伊本· 克蒂馬(Abū Ja’ far Ahmad ibn Khātima)。蓋伊· 德· 肖利亞克(Guy de Chauliac)是阿維尼翁的一名教皇醫生，他曾與這種極其恐怖疾病有過親密接觸， 1348 年當黑死病第一次侵襲阿維尼翁的時候，他曾經感染過這種疾病，但僥倖活了下來。自身患病的經歷和患病期間的細心觀察使蓋伊不但能夠區分黑死病和肺炎發病形式的不同，而且還使他能夠在黑死病1361 年再度來襲時通過臨牀症狀上的細微差別分辨出哪些病人罹患黑死病，哪些病人得的是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