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德國復興的要素：懺悔文化消除周邊國敵意

納粹政權的惡行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聯邦德國幾乎是在一片廢墟上發展起來的。在大部分德國城鎮，建築物遭到嚴重破壞，火車站和公共事業設施被毀。糧食供應緊張，燃料缺乏，飢餓和寒冷成了居民的主要威脅。以矜持著稱的德國人，甚至會在田野裏與野狗爭奪一塊發黴的馬鈴薯。通往農村的火車車廂外，常常扒滿了前去覓食的逃票乘客。由於貨幣作用降低，買東西必須使用購貨證，香菸成了搶手貨，往往成爲物物交換中的計量單位和不等值物品交換中的“找頭”。不少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對德國充滿敵意，視其爲不可救藥者。
　　然而，聯邦德國猶如涅槃的鳳凰，不僅很快走出困境，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就進入了經濟騰飛的軌道。20世紀90年代，德國再次實現統一，同時在聯合起來的歐洲中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德國的重新崛起，得益於各種主客觀條件，但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覷。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聯邦德國的懺悔文化不僅逐漸消除了周邊國家的敵意，也在潛移默化中教育了本國民衆。由於納粹政權長期實施文化專制主義，一直大肆宣傳德方在戰場上的“輝煌勝利”，不少民衆深信不疑，更加難以接受當時世界輿論對全體德國人“集體過錯”的說法。這時，部分德國知識分子承擔起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的重任。戰爭結束的第二年，德國就出版了數本反思性著作。歐根·科貢的《黨衛隊國家》一書，條理清楚地向讀者揭示了黨衛隊的真相；雅斯貝斯的《罪責問題》一書，提出每個德國人都有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都應該進行深刻反思；著名歷史學家邁內克出版了《德國的災難》一書，指出納粹政權的出現有着深刻的歷史淵源，德國長期以來未能將精神與權力、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和諧地融合在一起，導致了災難的發生。聯邦德國成立後，阿登納以政府總理的身份，於1951年9月公開發表聲明，向納粹政權的受害者道歉，並呼籲“德國人民有責任作道德和物質上的補償”。然而，隨着聯邦德國走向經濟繁榮，全國上下出現了集體“健忘症”，大多數德國人似乎忘記了納粹時代的暴行。於是從上世紀60年代起，政府、宣傳機構和教育機構開始重視 “戰爭記憶”，鼓勵人們對歷史問題進行研究和探索，廣泛揭露納粹暴政，吸取歷史教訓。1970年，時任總理的勃蘭特向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下跪，更是把懺悔文化推到了頂點。

　　其二，聯邦德國的“文化強國”戰略，有效提高了本國的綜合實力，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其他國家對 “德國崛起”的不良反應。戰後德國的特殊地位，使其必須要尋找一條特殊的強國之路。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化。在百廢待興的年代，恢復經濟、填飽肚子無疑是當務之急，但德國人還是把重建文化放在重要位置。戰後初期，各地的小劇場、歌舞廳、報告廳等就開始涌現，僅柏林一地就有2000多個，大多沒有暖氣，飢腸轆轆的參與者在寒冷中聽報告、看演出，樂在其中。1951年，德國首次在柏林舉辦國際電影節，向各國伸出友好之手，同時展示本國新影片。出版方面，爲應對經濟困難，開始推出簡裝書，甚至是不用裝訂的摺疊書。同時法蘭克福取代萊比錫成爲國家圖書出版中心，1946年在那裏建造了國家圖書館，1949年起開始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圖書交易會。各地圖書館大增，短期內數量就翻了一番。精品小說《浮士德博士》(托馬斯·曼著)、著名雜誌《明鏡》週刊，都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1950－1960年十年間，聯邦德國新建的學校，比1945年以前85年內建造的總數還要多。
　　其三，聯邦政府積極參與 “歐洲聯合”，爲自身發展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有神聖羅馬帝國的榜樣在先，德國人在戰後兩極對立的格局下追求歐洲聯合，本來也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然而，法國人的仇視，以及作爲聯合第一步的“歐洲煤鋼聯營”，其直接目標是在戰爭物資的生產上捆住德國的手腳，這道坎卻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輕鬆邁過的。然而聯邦政府經受住了考驗。阿登納強調：“在當今的歐洲，世仇完全不合時宜了，我決心使德法關係成爲我的政策的核心。”從1968年起，歐共體開始實施共同的農業政策，組建農業共同市場。共同體農業生產者在出口農產品時，可以得到出口補貼，金額相當於共同體價格和世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額。由於德國的出口品主要在工業領域，因而基本上享受不到補貼，成爲共同體資金的淨貢獻方，但爲了歐洲的共同利益，它勇往直前。
　　其四，聯邦德國在融入世界的同時，堅持自己的道路特色，獲得了平穩發展的制度保障。在神聖羅馬帝國前期，德國處於歐洲的領先地位，德國的道路就是歐洲的楷模。然而進入近代以後，法國的啓蒙運動領先了，德國從此陷入思想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緊跟西方，還是堅持自己的獨特道路？納粹制度的潰敗，似乎證明了德意志獨特道路的失敗，戰後初期西佔區的民主化改造，也在力圖消除德國的特色。然而，聯邦政府沒有放棄自己的努力，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制度和經濟上堅持市場原則的同時，推出了“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由於堅持國家的適度干預，尤其是在其他國家大搞赤字財政時，德國堅持貨幣的穩定運行，從而當上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普遍受困“滯脹危機”時，德國得以遭受最小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