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隧道的災難
8月20～21日這個夜晚，在加里寧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爾巴特大街)與小環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個年輕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馬爾、弗拉季米爾·烏索夫、伊利婭·克里切夫斯基。他們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戲劇性局面所造成的後果，莫斯科市檢察院和俄羅斯聯邦檢察院認真分析了事件的整個進程，但都沒找到任何軍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證據。
8月20日晚上，塔曼師的一個團接到莫斯科軍區參謀長下達的命令，要他們在小環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邏、檢查，以防有人將炸藥、武器等危險品帶入市中心。當晚23點，由幾十輛裝甲車組成的部隊抵達馬雅可夫斯基廣場，蘇洛夫金指揮的一個營兵力從這兒開向加裏寧大街，其餘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隊要佔據這個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後與交通警察聯合檢查過往車輛。裝甲車緩慢地行使，有幾個車輛已經佔據鄰近馬雅可夫廣場的立交橋。但在進入加裏寧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處，橫在馬路上充當障礙物的有軌電車，擋住了裝甲車的去路。裝甲車從右面繞過障礙物，沒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動的人羣。當裝甲車從隧道出來的時候，無軌電車做成的路障把路徹底堵住了，後退的路也被徹底堵死。這時，石塊像冰雹一樣落到前面幾個裝甲車上，有人向裝甲車投擲燃燒瓶。裝甲車上的燃料和彈藥儲備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裝甲車發生爆炸，將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蘇洛夫金把這一情況向團長做了彙報，然後命令部隊闖過障礙物，一直向前行進。就在此時，有人企圖跳上裝甲車，用帆布堵上裝甲車的瞭望孔。這些舉動最後則導致了悲慘結果的發生。兩人被裝甲車軋死，一人被反彈的子彈擊中，很多人受傷。
莫斯科市民的激動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大家都以爲軍隊會在那個晚上攻佔“白宮”，保衛“白宮”指揮部決定在據此地較遠一點的地方也採取相應措施，大家共同保衛俄羅斯領導人辦公地免受進攻。裝甲車裏官兵的行爲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他們是在執行軍事命令，他們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開槍警告的。事後做出的軍事鑑定文件表明：裝甲車官兵是嚴格按照預定計劃和長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羅斯檢察院也做出了類似的結論：裝甲車車隊在開往巡邏陣地途中遇到障礙物，遭到平民的攻擊，這被軍人視爲企圖搶佔軍事裝備和武器彈藥，裝滿彈藥的軍車陷入包圍之中，而且還遭到燃燒瓶的襲擊，這意味着軍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脅，在此情形下動用武器屬於正當防衛。與此同時，俄羅斯檢察院在平民的行爲中也沒有找到犯罪的證據：他們出來是爲了維護憲法體制，在民選政權機關面臨威脅的時候，他們的舉動是履行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8月21日凌晨，進攻“白宮”的命令終於沒有下達，部隊在早晨接到的卻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成員克留奇科夫、亞納耶夫、亞佐夫等最終放棄武力進攻“白宮”的原因很多。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上面提到的傷亡慘劇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8月24日，莫斯科爲德米特里·科馬爾、弗拉季米爾·烏索夫、伊利婭·克里切夫斯基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幾十萬人走上街頭爲他們送葬。葉利欽等俄羅斯領導人和很多社會活動家都在悼念大會上講了話，戈爾巴喬夫沒有參加這個活動，但他頒佈命令，授予3名死難者蘇聯英雄稱號。在整個蘇聯歷史上，這是最後一次授予蘇聯英雄稱號。此後不久，這個金色稱號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長之死
鮑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爲蘇聯內務部長的，當年他53歲，很快被授予上將警銜。戈爾巴喬夫沒有掩飾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他個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還在於他的拉脫維亞出身。普戈的父親卡爾·普戈1918年在拉脫維亞軍隊服役，是“白色”拉脫維亞的地下工作者，他在20世紀30年代轉到莫斯科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親的足跡上來的：拉脫維亞共青團第一書記，蘇聯共青團書記，拉脫維亞克格勃主席，拉脫維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在擔任蘇聯內務部長之前，普戈曾當了三年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結識的，我當時受命領導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反腐敗調查委員會。普戈給人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規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誰對他所領導的機構有所輕視，他會極端敏感的。那個時候，已經很少有人害怕黨的處罰和被黨開除，媒體針對黨的權勢分子的攻擊甚至勝過羞辱呆板的將軍。
發生在1991年的這些事件把普戈這樣的人推向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從普戈在最高蘇維埃有限的發言中就能看出這種傾向。蘇聯犯罪問題日益嚴重，但內務部卻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衝突、罷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從8月初開始休假，他飛到了克里米亞的一個休養院。8月18日早晨，他還和普里馬科夫一邊聊天一邊在黑海岸邊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動搖地加入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但他在這個機構裏並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們在電視裏看見他出席“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新聞發佈會。
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軍隊首長，在黨內和軍內都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戰爭開始的時候，他是海軍陸戰隊的一個排長助理，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已經晉升爲營長了。1979～1988年，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一直擔任蘇軍第一副總參謀長，然後晉升爲蘇軍總參謀長，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蘇軍在阿富汗的所有作戰計劃(包括撤軍在內)，都是在他的領導下完成的。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還是裁軍談判的主要軍事專家，連戈爾巴喬夫都承認，如果沒有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這些談判就不會這樣成功。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艱難地忍受着蘇聯媒體在1989～1990年間對軍隊發起的攻擊浪潮，而戈爾巴喬夫對此卻無動於衷。在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辦公室，我幾次和他談起這個話題。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對戈爾巴喬夫的行爲已經喪失信心，因爲戈爾巴喬夫不讓他幹什麼事，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認爲刻不容緩的軍事問題，戈爾巴喬夫卻遲遲不做決斷。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在1991年6月提出辭職，但戈爾巴喬夫對此申請一直沒有明確答覆。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常常在辦公室裏宣泄情緒，在其他場合他還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8月25日晚上，電視報道了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自殺的消息。第二天出版的報紙內容稍微詳細一點，但都是引用蘇聯最高檢察院的正式材料：只是說調查正在進行，沒有任何祭文。無論是蘇聯總統，還是剛上任的蘇聯國防部長沙巴什尼科夫，都沒有就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之死表示任何慰問。但是，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命運引起了美國的克羅烏弗將軍的非常關注。克羅烏弗在里根擔任美國總統時期，曾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是美國職業軍人的最高官職。克羅烏弗曾和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進行過多次軍事談判，他對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非常尊重。聽說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自殺的消息，克羅烏弗幾次試着給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親屬打電話，但電話都沒有打通，他最後只好請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國記者代他向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妻子和女兒表示慰問。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死後，克羅烏弗第一個寫出了悼念他的長篇祭文，文章在1991年9月刊登在美國的《時代》週刊上。克羅烏弗寫道：“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是我的朋友，他自殺身亡是一個災難，它折射出震盪整個蘇聯的抽搐。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是一個共產黨人、愛國主義者，是一個真正的戰士。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在愛國和對黨忠誠的同時，又是一個現代人。他已經明白，發生在蘇聯的很多事情都是錯誤，如果蘇聯還想作爲一個大國繼續存在，就必須改變它的很多東西。爲了降低蘇美兩國軍事力量相互對峙的緊張氣氛，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第一次訪問美國，他是陪同戈爾巴喬夫來華盛頓簽署銷燬中程和短程導彈條約的。我邀請他到五角大樓來做客。兩天以後，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和我共進早餐，我發現他是一個人來的。蘇軍總參謀長不帶警衛和隨從，隻身來到對手的營地，充分顯示出他是多麼自信。1989年，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對我說，他沒有充分估計到國內不滿情緒的深度，他有變革的願望，但他沒有預見到，改革將把國家帶往何方？一年前我們在莫斯科又見面了，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對我說：‘毀掉共產黨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自己。只要這個過程不停止，我的心臟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當有人對你說，你爲之奮鬥50年的一切都是錯誤的，你是多麼的苦惱啊！’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對共產主義思想非常忠誠，但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卻非常膚淺，這是我們激烈爭吵的主要原因，他最終也無法解釋清楚纏繞在他身上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認識。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輕視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在軍事監督、建設蘇美建設性關係和緩和長達45年緊張關係中所作的貢獻。”《時代》週刊在刊登這篇文章的時候，還配發了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一張照片—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和克羅烏弗站在一起觀看空降兵演習。這次演習的時間是在1988年7月6～10日，是美國80年代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演習在北卡羅來納州、得克薩斯州和南達科他州同時舉行，展示了美國陸軍、空軍、海軍的配合作戰能力。作爲一個職業軍人，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被演習的場面深深地感染了，但從愛國者出發，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蘇聯無法給美國同行展示這樣的場景。我們的軍隊已經開始深入的“改革”進程。無論是在軍隊，還是在國防工業，甚至整個經濟領域，“改革”帶來的結果不是進步，而是退化。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在1991年和一個當外交官的朋友格奧爾吉·科爾尼年科合寫了一本書，儘管不是很全面，但他在書中還是闡述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元帥與外交官的目光》在1992年問世了，但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名字卻被加上了一個黑框。
木匠衚衕裏的自殺
莫斯科的木匠衚衕13號是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高級幹部居住的地方。8月26日早晨，人們在離這兒不遠的人行道上發現了蘇共中央委員、蘇共中央事務管理局局長尼古拉·克魯奇納的屍體。對於我們大家來說，尼古拉·克魯奇納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的密切關係已經不是什麼祕密。63歲的尼古拉·克魯奇納就住在木匠衚衕13號的5層樓上，對死者初步鑑定和對他辦公室的檢查表明，他是自己結束了生命。尼古拉·克魯奇納的妻子和小兒子當時都在房間裏睡覺，早晨6點被告知尼古拉·克魯奇納已經死亡的消息，他們實在是感到非常的意外。他們頭天晚上躺下睡覺的時候，尼古拉·克魯奇納還在辦公室裏忙活。最近一段時間，尼古拉·克魯奇納工作很忙，幾乎沒有睡覺的時間。尼古拉·克魯奇納寫下的兩份遺書很快找到了。一份放在住宅過道的桌子上，另一份寫得更詳細一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在醫院裏被人發現的。尼古拉·克魯奇納在遺書中說：“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陰謀家，但我擔心……”尼古拉·克魯奇納說到了他對戈爾巴喬夫的忠誠，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希望把這一點告知人民羣衆。尼古拉·克魯奇納非常遺憾，他簽署了“保衛這些書記”的決定。尼古拉·克魯奇納指的大概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某些成員。8月18日和19日這兩天，尼古拉·克魯奇納仍然上班，他沒有休假。
尼古拉·克魯奇納的自殺後來引起很多推測。有人後來還拍攝了一個電影，電影裏的一段情節是：爲了隱瞞黨的祕密黃金儲備，蘇聯共產黨的大管家被人殺害，與尼古拉·克魯奇納姓名相仿的主角被人從9層樓上扔到窗外。考慮到尼古拉·克魯奇納所處的地位和各種可能，關於他的死因的確存在幾種說法。蘇共所有賬號，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對尼古拉·克魯奇納死因的調查明顯區別於普戈和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調查人員對尼古拉·克魯奇納生前工作、居住、休養的所有場所都進行了細緻的檢查。尼古拉·克魯奇納一家在木匠衚衕的住宅受到了最嚴格細緻的搜查。搜查工作由蘇聯最高檢察院專門負責重大案件的三個調查員負責，莫斯科市列寧區檢察長也親自到場。但是，調查人員在尼古拉·克魯奇納家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人員曾經來過的蛛絲馬跡，也沒有找到任何銷燬文件和紙張的痕跡。8月19日以後，尼古拉·克魯奇納的確將很多應該存在老廣場保險櫃裏的文件帶回家，但這些文件夾都擺放整齊，封面有題詞，裏面有最高領導的簽字。這些材料都被有關部門按照相應程序沒收了。尼古拉·克魯奇納的辦公室相對要亂一些。8月23日晚，剛剛返回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吩咐尼古拉·克魯奇納理順所有工作秩序，馬上給黨的機關工作人員發放2～3個月的工資，還要把勞動卡發給他們。但是，尼古拉·克魯奇納無法完成這項任務，因爲就在那天晚上，位於老廣場的蘇共中央事務管理局6層辦公大樓被“民主派”給佔領了。
8月25日，蘇聯記者和外國記者被安排到蘇共中央總部參觀，活動的組織者還特意打開了尼古拉·克魯奇納生前的辦公室。《聯盟》週報記者伊利娜·克拉斯諾波利斯卡婭坐在蘇共中央事務管理局局長的椅子上，讓同行的其他記者爲她記錄下這個值得回憶的瞬間。女記者拉開尼古拉·克魯奇納辦公桌的抽屜，把裏面的東西都給掏出來，她拿着尼古拉·克魯奇納平時記事的檯曆亂翻一氣，還跑到尼古拉·克魯奇納休息的房間東張西望。看到眼前的一切，陪同記者參觀的警衛人員都非常惱火。尼古拉·克魯奇納死了以後，蘇共中央所有領導人的辦公室都被貼上封條，其中也包括位於蘇共中央主樓5層那間赫赫有名的“6號辦公室”—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本人的辦公室。
尼古拉·克魯奇納管轄的事務範圍的確非常龐大：幾千套辦公用房和住宅，幾百個別墅綜合設施，幾萬輛汽車，數不勝數的療養院、休養所、醫院。黨的機關下面還有200多個出版社，出版大量的圖書、報紙和雜誌。除此以外，蘇共還給外國不少共產黨提供大量資金援助，還要資助各種五花八門的具體項目。黨的財政來源不僅僅是依靠收繳的黨費和銷售出版物所得，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說很多，也可以寫很多。從這個角度說，註定會有一場令人難以忍受的審訊等待着尼古拉·克魯奇納，而且涉及內容絕不僅限於“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那些事。儘管如此，尼古拉·克魯奇納在蘇共中央的名聲還是無可挑剔的。在蘇聯的停滯時期，蘇共中央事務管理局的名聲很臭，當時的局長是格奧爾吉·巴甫洛夫。他和蘇聯內務部長肖洛科夫、蘇共中央綜合部部長博格柳博夫等少數幾個極具影響的人物一起組成勃列日涅夫身邊的“小工作班子”，這個班子的使命是幫助勃列日涅夫把黨和國家政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在勃列日涅夫神志不清、身體非常虛弱的時候，他也沒有變成傀儡。因此毫不奇怪，安德洛波夫掌權以後，馬上就摧毀了這個“小工作班子”。格奧爾吉·巴甫洛夫被安排退休，尼古拉·克魯奇納被任命爲蘇共中央事務管理局的新局長。尼古拉·克魯奇納以前曾在哈薩克斯坦當了多年的切利諾格勒州委書記，從1978年開始擔任蘇共中央農業部第一副部長，在中央書記戈爾巴喬夫的直接領導之下。尼古拉·克魯奇納任何事情都不能獨立解決，他必須服從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決議和中央總書記的指示。謝瓦爾德納澤在對尼古拉·克魯奇納的回憶中提到了這一點。謝瓦爾德納澤當時擔任蘇聯外交部長，也住在木匠衚衕那座樓裏，和尼古拉·克魯奇納是鄰居。謝瓦爾德納澤對尼古拉·克魯奇納的評價是：“他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他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心裏一直非常平靜—那裏的資金週轉的確很大，但坐在那裏兒的是一個規矩人。”
幸運的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損失不算太大，這些犧牲都是象徵性的。尼古拉·克魯奇納代表黨，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代表軍隊，普戈代表克格勃和內務部。8月24日安葬的年輕死難者剛好也是3個。他們代表俄羅斯新生的民主力量。民主走進我們的時候，帶着很多不足、缺點和錯誤，但它沒有把整個社會分成“紅”、“白”兩個陣營。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各種盛大招待會上，我們不僅能夠看見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而且還能看到這一章提到的不少人：亞佐夫、盧基揚諾夫、克留奇科夫、瓦連尼科夫。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退休，但並沒有徹底離開政治舞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之一斯塔羅杜布採夫和普戈的第一副手格羅莫夫上將還在當州長，格羅莫夫以前曾是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最近的戰友。蘇聯前總理巴甫洛夫和前政治局委員巴克拉諾夫在實業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普列漢諾夫是唯一被戈爾巴喬夫撤銷軍銜的軍人，他當時是克格勃的警衛局長，中將軍銜。在8月事件中支持葉利欽的所有軍官都得到了軍銜和職務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