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王們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權與敘利亞各民族的關係融洽起來。敘利亞各民族曾頑強不屈地先後反對過亞述和巴比倫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眼中，波斯人簡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被併入波斯帝國之後，腓尼基商人獲得了一個巨大的內陸貿易區，同時，在地中海上，在與其商業競爭對手希臘人的鬥爭中，他們也爭取到了波斯的支援。與腓尼基人一樣，亞洲希臘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過，是不馴順的子民;而敘利亞的腓尼基人卻幫了波斯人的大忙，並得到其青睞。三個敘利亞腓尼基城邦國家阿臘杜斯、提爾和西頓，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國的地位。腓尼基人並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擔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會介入敘利亞事務。波斯人並不想把利比亞的腓尼基人和敘利亞的腓尼基人併入他們的帝國，相反在公元前6世紀末葉，他們與迦太基人訂立了反希臘協定，當時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領導之下組成了一個統一陣線。
猶太人
巴比倫尼亞的猶太人社區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爲這些離鄉背井的猶太人從未饒恕過曾放逐他們的巴比倫人。他們組成了親波斯人的少數派，在多數居民均採取不合作態度的巴比倫尼亞，這個少數派對波斯人尤爲可貴。儘管居魯士二世出於策略的考慮，通過“與巴爾攜起手來”，表示他願意尊重巴比倫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無濟於事。居魯士二也允許所有希望離開的猶太人返回在猶太的故園，並重建他們在耶路撒冷的神廟。在埃克巴塔納(今稱哈馬丹)的檔案中，可以查到居魯士二世的敕令，這一敕令繼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進一步確認。要麼是阿爾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麼是阿爾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許其巴比倫猶太管家尼希米暫時離開首都蘇薩，他負有前往猶太重新爲耶路撒冷城設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爾塔薛西斯都曾爲在他們授權下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過預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
阿拉米人像猶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樣，也從波斯帝國獲益不淺。在亞述統治時期已經開始的阿拉米語言文字的傳播，在波斯人治下又獲長足發展。在敘利亞，迦南語(希伯來語)逐漸被阿拉米語所取代。在敘利亞，迦南語僅僅是禮拜儀式用語，作爲日常用語，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區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運用。阿拉米語言繼續與阿拉米字母同時向東傳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實用。與七八個世紀以前的烏加里特人一樣，波斯人從蘇美爾-阿卡德語庫中選擇了一些字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貝希斯敦石崖上用三種文字記錄其武功時，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時，又用表達方式既傳統又龐雜的蘇美爾體楔形文字刻下了埃蘭文和阿卡德文譯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與烏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簡潔明瞭的字母組成的字母大潮的衝擊，這種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後一千紀初葉已在腓尼基流行起來。到公元前330年，絕大多數波斯帝國官方文件都已運用阿拉米語言文字，不過，也許這些字母仍按波斯語發音，即組成一個阿拉米字的字母組合，讀起來好象是這個阿拉米字的波斯語譯音。
米底人
敘利亞的幾個主要民族因此而滿足於做波斯人的臣民，而與波斯人有血緣關係的米底人卻感到不那麼幸福。正如他們在公元前522年起義中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們記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則曾是他們的臣民。不過，儘管米底人桀騖不馴，波斯人還是再次允許他們做了米底-波斯帝國的夥伴，這個帝國比過去的米底帝國遼闊得多，也強盛得多。埃蘭人也許有些受寵若驚，因爲他們的國都蘇薩升格爲帝國首都。東北部講伊朗語的民族在帝國亡國之後，堅持了長達三年的抵抗運動，反對馬其頓統治者，以此顯示他們對波斯帝國的深情厚誼。東部的遊牧民族西徐亞人曾與居魯士二世爲敵，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後，似乎也很忠實於帝國。當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歐洲的希臘作戰時，由他們據守戰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們還支援過農居的鄰邦反抗亞歷山大大帝。
西亞人
不過，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三個民族表現出與波斯統治勢不兩立，即巴比倫人、埃及人和亞洲希臘人。在公元前522年這個關鍵時期，巴比倫人不只進行了一次起義，而是兩次。公元前484年，他們再度起義。不過，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軟地將起義鎮壓下去，從此以後，直到他們最終被亞歷山大解放時爲止，巴比倫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讓巴比倫人脫離他們的控制，巴比倫是波斯帝國的糧倉和工廠，也是帝國內陸交通網上的樞紐。而在另一方面，佔領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國的一大負擔，正如它曾成爲亞述人的負擔一樣。埃及距離法爾斯比離亞述更遠。在反抗其大陸上的亞洲主人時，它可以接受來自海上的希臘人的增援。雖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敗塗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們曾兩度取得獨立。當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時，距波斯帝國自身的傾覆已僅僅只有十幾年時間。
波斯帝國是短命的帝國，但是它的宗教寬容政策產生了歷久不衰的效果。這一政策順應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調合這一趨勢，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放逐政策促進了這一趨勢的形成。一個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國統治集團的成員，卻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當地的農民仍會繼續供奉它們，外來移民也不可能忽視它們。在前以色列王國主要宗教聖地伯特利崇拜耶和華的禮儀被向東帶入巴比倫尼亞，向南帶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羅河第一瀑布下面的邊防要塞。公元前5世紀，在這個地方，一支爲波斯人服務的猶太駐軍同時供奉着愛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華，這支軍隊的士兵都是爲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倫的厄運而躲入埃及的猶太人後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猶太社區與撒馬利亞區酋長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來。在波斯人統治時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屬於撒馬利亞區。從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斷，他是巴比倫流放者的後裔，如果從他兒子的名字(達拉亞和謝勒邁亞)上看，他們都是耶和華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時，撒馬利亞的居民已嚴格地專一信奉耶和華，除《摩西五經》外，他們不承認任何手寫文書爲經典，也不承認有非手寫經典存在。但是，當巴比倫尼亞猶太人社區的代表尼希米奉聖旨到達耶路撒冷時，珊巴拉特與他發生了衝突。爲使尼希米和以斯拉進行其決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國政府不明智地徹底改變了它的普遍寬容的政策。這個不尋常的討好態度破壞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條行爲規範。這是一次被動的國家行爲，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動行爲來，這個被動行爲卻造成了更爲嚴重的後果。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歷史的嘲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