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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真正的盛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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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歷史上有着五大盛世,它們依次是:西漢“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唐朝“開元盛世”、明朝“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這五個時期即是這四個朝代的鼎盛時期。那麼相反,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看,盛世即意味着這個朝代的國力自這個時期之後就開始走下坡路,或者是朝代的衰敗即從這個盛世末期就開始有了徵兆。當然唐朝是個例外,因爲中途出現了“武后代唐”這一特殊時期。

明朝的盛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其實自從朱元璋時期,經過他的勵精圖治,一直到明宣宗末期,這一段時間都是明朝的盛世,而之所以有了仁宣盛世,是因爲這個時期是明朝的最鼎盛時期。但是凡事都有盛極而衰的現象,一個朝代的發展也是如此。雖然仁宣二帝在洪永基礎上,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做了一些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發展有着積極的影響,但是有些方面的改制恰恰爲後來社會不安定埋下了伏筆。

明朝真正的盛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一、內閣制度的完善與過於擴大閣臣權利

明朝的內閣制度正式形成於永樂時期,在這一時期內閣大臣有了處理政務的權力。其實早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因爲政務處理需要,就仿造宋朝的制度,設置殿閣大學士幫助他參謀政務,但是此時這些閣臣只是以祕書的形式輔助朱元璋,是沒有實權的,這一方式一直延續到永樂初期。朱棣當皇帝后,因爲既要領軍打仗,又要處理國家政務,是在分身乏術,最後就在朱元璋殿閣大學士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的內閣。至此明朝內閣制度正式形成,只是這時,閣臣職位級別只有五品。

洪武時期的殿閣大學士

到了仁宗繼位後,他一是爲了回報幫他登上皇位的大臣;二是讓閣臣在朝堂上更有威信,於是就讓閣臣各自兼任一個二品或三品官銜。另外,個別閣臣還會加三孤頭銜(少師、少傅、少保,都是從一品),這一時期是明朝閣臣最位高權重的時期,後來的宣宗也繼續採用。不僅如此,到了宣宗時期,又給內閣閣臣了一個更大的權利——票擬。至此,明朝雖然在名義上廢除了丞相一職,但是經過仁宣二帝的改制,反而讓閣臣的權利更高於前朝的相權,而且人數也又兩人(正副丞相)增加到了七人(內閣一般爲七人編制)。

內閣權利過大在仁宣二帝時期還沒有顯現副作用,這是因爲他二人都是賢明勤政的皇帝,而大臣也都是守正有禮的臣子。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一個賽一個的懶政,這些皇帝爲了維護皇權,就不得不重用宦官壓制文臣,因此後來宦官專權時有發生,成爲明朝衰敗的原因之一。

二、廣開言路致使言官胡亂進言

仁宣二帝鑑於洪永時期的嚴苛鐵律對百官和百姓過於嚴格,就採用寬鬆治國的方式,而這一體現就是廣開言路。在洪武、永年時期,因爲兩位皇帝都是搞“一言堂”的主,平常不找官員的麻煩就很不錯了,所以百官自然也不敢隨便說皇帝的不是。而到了仁宣時期,他們則發揚了李世民納百官之言的優良傳統,不管是誰、不管品級都多低,都可以向皇帝直接進言。因此從這開始,言官們就開始了他們的表演。

事實證明,這些言官都是吃飽了沒事幹的角色,他們的諫言並不能給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提供參考,反而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仁宗多娶了兩個老婆,言官就說他好色;宣宗在閒暇之餘鬥了兩次蛐蛐,言官就給他起了個“蛐蛐皇帝”的外號。可見廣開言路也是要分進言對象的,仁宣二帝作爲賢明的皇帝自然不會和言官們一般計較,但是後來的皇帝爲了避免言官噴自己口水,就會主動挑起文官之間互相掐架,也就是黨爭。所以仁宣二帝做夢也沒想到,廣開言路會引起這樣一個禍端。

三、長期的臣僚宴樂造成吏治腐敗

不得不承認,仁宣二帝的各種改制和爲政方針,確實讓明王朝的國力更上一層樓。但是在經濟發展和社會比較安定的情況下,上至皇帝、下至臣僚,都漸漸沉浸在這一歌舞昇平現象中,從而放鬆了對地方官員的治理。恰逢這一時期一改洪永的嚴苛治吏方式,使得地方官員貪污現象十分嚴重。

比如:“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鹵無糧者,皆核入賦額”。這是說,洪武時期對那些開墾了荒地的農民不徵收賦稅,而到了宣宗時期,地方官吏則不再維持這一政策,而是所有土地,包括窪地池塘鹽鹼地不能生產糧食的,都統統計入賦稅之列,而那些違規收取的賦稅則都進入了官員私囊。不僅如此,在宣宗時期北方各地多次發生洪災和旱災,朝廷就會立刻下發免費賑災糧食,但是到了地方官員手中,則成了暫時借給難民,之後還需要難民還給當地政府。還有在土地所有權方面,原本按照洪武時期的政策,百姓開墾的荒地屬於自己所有,但是宣宗時期,地方官偏偏要把土地收爲政府所有,然後再重新給農民分配減量的土地,而剩下的土地則被地主和官員兼併。

明朝真正的盛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第2張

宣宗時期的流民禍患最後危及明王朝

在這樣的情況下,山西、山東、北直隸地區年年都會出現不少的流民,他們逃亡他鄉不僅帶走了當地的勞動力,而且也對其他地區的治安造成不穩定影響。所以說,明朝的流民現象就是始於仁宣時期。

四、內遷開平衛使得長城成爲北方防禦的直接屏障

仁宣二帝都是以文治國的君主,所以他們不奢求在疆域擴充上有多大的做爲,只求邊界安穩,爲達這一目的甚至不惜放棄一些不必要的固有領土。在宣宗五年,經過朝廷的多次商議,最終決定放棄對開平地區的直接控制權,將開平衛內遷到獨石堡。這樣做的影響就是,完成了以長城爲北方主要防禦體系的架構,而且也是唯一的、直接的屏障;同時也失去了包括龍崗、灤河在內的險地三百餘里。這一做法對明朝中後期防禦北方遊牧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後來瓦刺在繞過宣府後,就輕而易舉的來到了北京城下。

以上說的這些軍政改制和社會矛盾所造成的危機,雖然在當時沒有觸發,絕大部分原因是皇帝和大臣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但是皇帝終究會駕崩的、大臣終究會退休的,如果繼任者不能繼續緩和矛盾,那麼這些危機就會一觸而發。所以在英宗繼位後,明朝的國力就快速的走向了下坡路,從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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