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
英、法軍終於開始了這次戰役，由18艘英國主力艦和4艘法國戰列艦及輔助艦隻組成的英、法聯合海軍機動部隊，於1915年2月19日駛進達達尼爾的入口處。但英、法軍一開始做夢也沒想到這場戰役一直持續到同年的12月19日。在達達尼爾入口處，英、法軍在炮火把外炮臺打啞之後，突擊部隊巡遊這個地區，把土耳其遺棄的大炮火門塞住。氣候不良，使進攻不得不推遲5天，然後協約國恢復了對入口處其餘炮臺的零星轟擊，迫使土耳其軍退卻，但是當入侵者向海峽上面攀登時，他們發現土耳其軍有堅強的防禦陣地隱蔽在懸崖後面。3月3日協約國的登陸被擊退了。
在法國艦隻撤退時，掃雷艇繼續在已知的危險區域掃雷。突然，戰列艦“布韋號”抖動了一下，裂開了，從板上噴出高高的煙柱和火焰。它在繼續行駛中傾覆了;帶着它的艦長和639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數浮起來的倖存者被救了上來。附近船上有些觀察者認爲，“布韋號“被一顆土耳其炮彈所擊中，其他人認爲，它撞上了一顆水雷。
登陸戰役中的戰艦損失是令人痛心的事，無論從經濟價值上還是部隊戰鬥力都是沉重的損失。水雷使英國人損失了6艘戰列艦，得羅貝克只好令所有幸存的艦隻返回愛琴海。英國人哪裏知道，此時的土軍，炮彈已經消耗了一半，水雷則已用光了。進攻應講求連續性，而且在進攻“頂點”到來之時應再堅持下，這是一個“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問題。但是英、法軍卻在關鍵時刻推遲了進攻。推遲進攻的理由，是英方決定放棄單純使用海軍的方案，而實施陸海軍聯合戰役。
這次英、法陸軍和海軍的聯合，是登陸戰役史上陸、海軍的首次聯合，我們所說的“現代意義”也正是體現在這方面，它無疑標誌着登陸戰役向前進了一大步。應運這種作戰的需要，伊恩·漢密爾頓爵士將軍被挑選出來指揮入侵軍。可是，漢密爾頓爵士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他對於他的目標的全部瞭解，來自1912年的土耳其陸軍操典、一張不完善的作戰區域地圖和在最後一分鐘衝進當地書店買來的君士坦丁堡旅遊指南。在他離開倫敦的時候，在甚至沒有選定在半島的登陸地點。他所指揮的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還有一個法國師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隊，共約7.8萬人。
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是理解奪取達達尼爾好處的唯一主要的英國人。從戰爭爆發開始，他就徒勞地倡導攻打加利波利。英國最近一次演習是在八年以前，帝國防務委員會得出結論，一支軍隊面對敵人據守的陣地，不能奪取一個灘頭陣地。丘吉爾攻佔達達尼爾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爲它是一個有限的軍事目標。這是通向俄國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並將便利同英國的東方盟國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國陸軍部按照大公的請求行動。丘吉爾建議，俄軍參加協約國兩條戰線的陸海攻勢，從黑海進攻土耳其。俄國人同意這將增進對他們有利的形勢，但同他們蓄謀已久的併吞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的意圖有矛盾。協約國將分享這一勝利使俄國人感到不安，他們謝絕了丘吉爾的提議。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承認，“我很不喜歡這種想法，即海峽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們的協約國攻佔，而不是被俄軍攻佔……我很難向他們隱瞞這個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即使沒有俄國人，英軍仍然決心進行這一入侵。老將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希爾爵士，在七十四歲時復役。
1915年1月初，丘吉爾得到費希爾的支持，打電報給地中海艦隊指揮官薩克維爾·卡登海軍上將，請他對英法聯合進攻作一估計。卡登回答說，這一計劃將爲協約國開闢達達尼爾。但軍事計劃人員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發展——他們對加利波利的雜亂的和無意義的進攻，最後將推動土耳其軍在德國的支援和物質幫助下，加強他們的防禦。
德軍的對策
而英、法軍的對手，由德國將軍利曼·馮·贊德爾斯組建了有8.4萬人的新的第5集團軍。此時，德、土軍隊雖然在兵力數量上佔有優勢，但有組織的防禦並沒有部署好，時間是贊德爾斯的寶貴資產，而英國人拖延了48天，這足以使贊德爾斯把他的幾個土耳其師部署在預料英、法軍登陸的地點。英、法軍失去了最好的攻擊時機，所以，把握戰機對於取得戰役勝利是很關鍵的。
這種準備不足的登陸的歷史上確也少見。孫子兵法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而漢密爾頓“知己”的程度實在可憐，這已是立於敗軍之地了。指揮不統一是登陸戰役的致命弱點。兩天後，協約國在希臘角的4塊不相連接的海灘登陸。澳新軍指揮官將軍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間登陸將使所冒敵人炮火的風險減至最低限度。但指揮第29師的英國亨特·韋斯頓將軍下令白天登陸，以便艦隊炮擊守軍。
登陸戰士的英勇獻身精神是奪取勝利的保證。戰爭中常常會發生一些偶然的東西，並且發生在無法預料的地方，有一次灘頭陣地的建立，是靠一個人的勇敢。薩羅斯灣的部隊離岸2英里，那時黑暗籠罩着他們。指揮官B·C·弗賴伯格毫不猶豫地帶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過了這段距離，把照光炬在沿海灘一線點亮。登陸的戰術和技術對登陸制勝很關鍵。
伯德伍德將軍的夜間登陸，使他的部隊感到爲難，他們發現自己處於難以防守的灘頭陣地，當這些混亂的士兵尋找方向的時候，寶貴的時間被浪費掉了。陳舊的運煤船“克萊德河號”，改裝成把巨大的門安裝在船身的登陸艇，可容2000名士兵。當這艘船靠岸時，周圍都是運載部隊的駁船，這時土耳其炮開火了。運煤船的船首栽進沙裏，但水太深了，士兵無法趟水。
解決突擊上陸時的擁擠問題似乎是很有必要。登陸者一窩蜂涌上灘頭，灘頭的戰役容量是否夠容下登上沙灘的部隊?而且密集突擊的部隊容易被岸防之敵集火殺傷。第一天上午10時左右，海灘上死傷枕籍。如果從書店裏買來的地圖都是不正確的，那麼伯德伍德在夜間登陸，也並沒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預料的有1英里長的海灘，事實上長不到1英里的3/4，寬在100英尺左右，兩端都被懸崖峭壁所阻塞。在這塊有限的地區，部隊、牲畜、炮和補給品亂成一團。而奪取更多土地在開頭幾天是不可能實現的野心。整個澳新軍被圍困在不到2英里長和不足1英里寬的海灘區域。
英軍登陸
抗登陸者向登陸場機動兵力的速度是對付登陸的有效招數。在得知登陸消息時，土耳其軍穆斯塔法·基馬爾在幾英里之外的內陸。他統率了8個營和3個炮兵中隊，急忙趕到可以俯瞰灘頭陣地的崖岸，正好及時擊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軍。以前沒有戰鬥經驗的協約國部隊，確確實實在對武器上佔優勢的敵人作仰攻。他們受到上面炮火的強烈壓迫，在這種多岩石的地形，他們發現用小鐵鍬在結實的灌木根上進行挖掘是不頂用的。他們拼命在這陡峭的丘陵地尋找巖洞般的洞穴。到黃昏時刻，每一邊死傷人數都在2000左右，而基馬爾依舊掌握着高地。我們可以想到灘頭血戰的激烈和悲壯!
從4月至7月，協約國又組織過幾次進攻，均沒有成功。期間爲了防止可以毀滅雙方的鼠疫，雙方停戰9小時，以便安葬那些土耳其和協約國的死者。戰爭在這裏似乎講起人道來了!在交戰中，爲了配合登陸作戰，雙方海軍出動了潛艇，各自損失了一些戰艦和運輸船隻。登陸戰役的空間因此擴展了。
8月初，英國統帥部決定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蘇弗拉灣，用2個師進行一次新的大登陸。在雙方形成“頂牛”狀態時，改變戰役進攻方向是十分明智的。因此，蘇弗拉灣登陸基本上沒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敵衆的土耳其軍的抵抗，他們從海灘退到高地待援。可是，優柔寡斷的英國指揮官，包括漢密爾頓在內，不向前推進，卻浪費寶貴時間去討論戰略。指揮官的素質當然對戰役勝利起着關鍵的作用，而缺乏果斷則是戰役指揮官之大忌。
9月，英、法軍只好增加他們的兵力，2個英國師和一個法國師調來薩洛尼卡，漢密爾頓將軍則被召回了。他沒有獲得另外的指揮權。但是直到基切納勳爵於11月訪問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領會這場大潰敗。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這個半島。基切納的簡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隊身上的一系列困難。在夏季，他們曾忍受了炎熱、蒼蠅和缺水的嚴重困苦不便。長時間的苦戰必然使士兵產生厭戰情緒，巴不得趕快結束戰爭。
11月，雷暴雨之後下了24小時的傾盆大雨，繼之以雨夾雪，然後轉入眩目的暴風雪，地上雪深2英尺。那些住在澳新軍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還有一定程度的舒適，而在蘇弗拉灣的露天部隊就大受其苦了。老天爺也要懲罰這些連年征戰的人。
當然，大自然也並沒有饒恕土耳其人。雙方可能各有500人淹死在塹壕裏。許多人凍死。單蘇弗拉灣一地，凍瘡患者逾5000人。沒有人想得起有過這樣猛烈的暴風雨。協約國對這種暴風雨全然沒有準備;沒有儲備額外的保暖衣服。如此長時間的交戰，後勤保障的困難自然很大，士兵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必然影響士氣和戰鬥力!對於從12月19日開始的撤退，除丘吉爾外，在倫敦或加利波利沒有一個人後悔的。因爲這場戰役是丘吉爾極力倡導的，丘吉爾始終沒忘攻佔達達尼爾的好處。爲了政治利益，協約國的士兵只好被驅使爲統治者當炮灰。
開始的時候，無論卡登海軍上將或是倫敦海軍部都絲毫沒有提到，如果這個海軍中隊衝進馬爾馬拉海，隨後應有什麼行動。每個人都認爲，只要協約國的海軍力量一出現，土耳其軍的鬥志就會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揮又一次海上進攻，但在達達尼爾海峽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艦隻開駛進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揮權移交給他的主要助手約翰·德羅貝克，他於3月18日重新進攻。海峽已經反覆掃蕩過，都認爲在海峽五英里以內沒有水雷了。可是，英軍不知道，一隻土耳其小船在主要佈雷區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們就被放在早先炮擊期間海軍艦隊停留的地方。
支援艦隻都開上來，看到有炮火閃光的土耳其陣地就進行炮擊，到下午4時，把全部炮羣都摧毀了。未幾，未經警告，英國戰列艦“不可抗號”和“不屈號”突然傾倒和沉沒，步它們後塵的是“大洋號”。德羅貝克海軍上將怕再有損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艦隻返航愛琴海。等到艦隊越過達達尼爾時，由於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國戰列艦的艦身上發生很大的裂縫，只能蹣跚行駛。
直到大戰結束，協約國才知道，在進攻的最初幾周，它們就已經勝利在握了。敵人的彈藥已經耗去了一半，水雷則已經用光了。雖然協約國希望恢復進攻，但被推遲了，後來又改變計劃，部隊在加利波利登陸，海軍也就隨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爾戰爭期間曾任基切納勳爵的參謀長的伊恩·漢密爾頓爵士將軍被挑選來指揮入侵軍時，倫敦陸軍部並沒有制訂作戰計劃。
漢密爾頓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這些指示發展成爲一個緊密結合的戰役卻得不到幫助。他急急忙忙不帶後方勤務人員就趕往東地中海，所確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揮一支遠征軍入侵加利波利和消滅敵人而已。漢密爾頓對於他的目標的全部知識，來自1912年的土耳其陸軍操典、一張不完善的作戰區域地圖和在最後一分鐘衝進當地書店買來的君士坦丁堡旅遊指南。在他離開倫敦的時候，他甚至沒有選定在半島的登陸地點。
由於連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漢密爾頓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亞歷山大和開羅的市場去搜羅空油筒、汽油聽、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象在倫敦一樣，儘管不準確，所有的地圖和旅行指南都被買來，總比沒有好些。由於缺乏塹壕戰的武器和工具，臨時湊合的軍用工場生產着迫擊炮、手榴彈、掘壕工具和潛望鏡。當地的驢夫和他們的牲畜被強徵來作交通運輸之用。
這種匆忙地臨時湊合的作戰在物資、後勤和組織上的缺陷，多少爲部隊的勇猛所彌補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還有一個法國師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隊(廓爾喀人)，共約七萬八千人，集合起來對付由德國將軍利曼·馮·贊德爾斯指揮的、新建的有八萬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團軍。土耳其的宿敵希臘，志願出兵三個師入侵加利波利和從西進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權激烈反對。俄國寧願喪失一切，也不願冒讓希臘染指土耳其領土的些微風險。
在艦隊撤退後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間，贊德爾斯將軍組織了他的防禦，把幾個土耳其師駐守在預料的登陸地點。他得到指揮另一支軍隊的土耳其陸軍部長恩韋爾·帕夏的支援。在備戰中一位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馬爾，即戰後世界衆所周知的基馬爾·阿塔蒂爾克，他是現代土耳其之父。時間是贊德爾斯的最寶貴資產，而英國的拖延給他的時間太多了。
入侵軍的集結待運地區是希臘利姆諾斯島上的穆茲羅斯港，協約國小艦隊是4月23日離開那裏的。漢密爾頓按照基切納的意見，把登陸限於半島兩邊的二十英里，由現場指揮官來選擇灘頭陣地。兩天後，協約國在希臘角的四塊不相連接的海灘登陸，他們打算從那裏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國艦隊的阿希瓦瓦高原進發。從加韋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的兩個師也建立了一個灘頭陣地，稱爲澳新軍登陸場。
這種任意策劃的後果不久就暴露出來了。因爲漢密爾頓對加利波利一無所知，他認爲執行基切納提出的准許他的指揮官自由選擇登陸的時間和地點的建議很容易。澳新軍指揮官將軍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間登陸將使所冒敵人炮火的風險減至最低限度。但指揮第二十九師的英國亨特-韋斯頓將軍下令白天登陸，以便艦隊炮擊守軍。成功的協約國登陸往往是偶然的，並且發生在不象會發生的地點。有一次灘頭陣地的建立，是靠一個人的勇敢。薩羅斯灣的部隊離岸兩英里，那時黑暗籠罩着他們。指揮官B·C·弗賴伯格毫不猶豫地帶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過了這段距離，把照光炬在沿海灘一線點亮。
一個生還者回憶，“水象水晶一樣透明，我們可以看到，隊形整齊、身穿軍服的士兵的屍體都躺在水底，他們是在爬上岸時被擊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英法慘敗
從山上下來的軍醫，把不計其數的傷兵運到混亂的伯德伍德的海灘。許多傷員被從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說醫生和工作人員帶了全副設備和藥品供應已經動身來岸，他們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萬六千多名澳新軍已經登陸，被丟在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將軍們和列兵們都住在比鄰的地下掩體裏，分享同樣的緊急口糧。土耳其軍的不斷炮擊，有時阻擾但沒有終止澳新軍的新接替人員緩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贊德爾斯將軍都不發動他的主力進攻，寧願看看協約國如何部署。在協約國企圖組織他們雜亂的兵力時，贊德爾斯開始選擇他的反攻陣地。
贊德爾斯於5月5日對南面灘頭陣地開始主攻，但土耳其軍迅即被得到兩個新來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亞軍擊潰。爲了擺脫被阻塞的灘頭陣地，亨特-韋斯頓企圖在5月6日進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雙方流血很多。漢密爾頓將軍親自指揮，但情況並不好些。三天激戰，包括反覆的白刃戰，協約國所付的代價是部隊的三分之一死傷;而土耳其軍依然控制住高地。
簡短的停戰差不多是超現實主義的。所有參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攜帶望遠鏡、武器或窺伺塹壕。除沿着全線停火外，所有在塹壕裏的部隊，都不把頭伸到胸牆之上。歸還敵人的步槍都要取去槍機，
但這個不嚴謹的協定雙方都大方地沒有執行。當敵對雙方在狹窄的無人地帶會晤時，緊張不安的氣氛瀰漫於前線。有些塹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軍和土耳其軍默默無言地開始挖掘深溝或公墓，但不久雙方就互敬香菸和用蹩腳的土耳其語和英語打趣起來。雙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務。在檢驗屍體身份時，軍官們小心地注意塹壕和警戒系統的配置。傳說基馬爾穿了中士制服，在鄰近澳新軍塹壕的地方，和安葬隊一起工作了九小時。在分手之前，許多人交換了口袋裏的雜物。
在下午三時左右，最後一個死者被慢慢放進安葬的塹壕裏，這時一聲槍響衝破寂靜。在這不安的片刻，安葬隊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動，恐懼地意識到他們是處在雙方對着他們的幾千支步槍中間。沒有再聽到第二槍，於是人們轉過來完成了他們的任務。握手道別後，在傍晚時候每一方回到了他們的塹壕。幾分鐘後，在土耳其防線的某個地方一支步槍開火了，戰場上又再響徹了槍炮聲。
在協約國集中力量在陸上打仗的同時，在5月底前，敵人的海軍艦隻擊沉了三艘英國戰列艦。一艘土耳其輕型戰艦在夜色的掩護下，悄悄地溜進達達尼爾，以魚雷擊中了“哥利亞號”。兩週後，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勝利號”。一天之後，“威嚴號”遭到了同樣命運。地中海的潛艇活動使協約國驚慌起來，特別是英國。他們擔心“伊麗莎白王后號”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個英國港口。
隨着裝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夠行駛而不怕水雷的淺水重炮艦的到達，英國在達達尼爾的處境改善了。英國潛艇也進入海峽，駛進馬爾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運遭受重大損失。一艘裝了六千名部隊的運輸艦，在港口就被魚雷擊中。土耳其的損失，計有一艘戰列艦、一艘驅逐艦、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輪船、十一艘運輸艦和一百八十五隻帆船。英國爲這種破壞所付的代價，是在派來的十三艘潛艇中損失了八艘。
到了協約國決定進攻時，贊德爾斯已經贏得時間，從博拉伊爾全力抽調了兩個師到薩里巴伊爾山脊來，協約國以爲這個地方是由登陸時退卻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們認識到優勢不在他們這方面時爲時已遲，但他們頑強地繼續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後停了下來。由於高地的狙擊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們的隊伍，在海灘上的生活是難以容忍的。8月間，協約國的傷亡在四萬人以上。
在撤離期間，預計會有很大損失，即使不是災難的話。10月，漢密爾頓將軍擔心，“認爲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損失總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繼任者查爾斯·門羅將軍，主持這次撤退並於1916年1月9日完成，竟無一人傷亡。從每個旅到人數最少的梯隊，都是按照他們同四個上船碼頭的遠近，排定撤退時間的。六人到十二人一個小組，列成縱隊越過幾十條小溝渠，每組殿後的人往往是個軍官，由他留下定時導火線，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沒有燈火，也不準吸菸，士兵們以堅定的步伐按一小時三英里的速度趕路。
每一單行不停頓地向指定碼頭進發，腳步聲被一條用沙袋鋪的路捂住了。將軍們和列兵們都擠在機動駁船裏，每條駁船裝四百人。小心的點數保證不使一個人掉隊。唯一的聲音，是帶着戰敗的回憶朝大海行駛的駁船發出的陣陣顫動聲。土耳其軍完全被矇住了，他們繼續向空空如也的塹壕發射榴霰彈和子彈。
關於敵人對這個計謀的懊惱，那時不在這個半島的穆斯塔法·基馬爾說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裏，要是英國人真的那樣溜走而沒有損失，我將把我的腦袋打得開花。”但他的德國盟友欣賞這次軍事行動的技巧。《福斯報》軍事記者發出的通訊寫道：“只要戰爭不息，蘇弗拉灣和澳新軍的撤退，將在所有戰略家眼中，成爲前所未有的傑作。”
戰局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萬協約國士兵被運到加利波利，傷亡人數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遠征軍包括四十一萬英國部隊和七萬九千法國部隊。英國傷亡人數共計二十一萬四千，法國爲四萬八千，協約國傷亡總計二十六萬兩千人。土耳其軍參戰的至少有五十萬人，據官方記載，有二十五萬一千人遭受傷亡，但這些數字值得懷疑。其他估計協約國傷亡人數的數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怎麼說，雖然協約國傷亡慘重，但土耳其陸軍也損失了不少精銳，在未來的巴勒斯坦戰役中，埃德蒙·艾倫比將軍所冒的風險減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優良的名譽。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爾調離內閣，基切納勳爵也不再擁有政府大臣對他的毫無疑問的信任了。由於把他掌管的軍械管理權移交給由勞合-喬治領導的一個新成立的部，他的權力減少了。丘吉爾穿上軍服，在法國服役到1917年，那時他又重新得到寵信，被任命爲英國軍械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