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唐高祖李淵帶着秦王李世民、齊王李元吉等人一起前往長安以北宜君縣境內的仁智宮避暑。同時任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長安，負責帝國的日常行政事務。然而，就在李淵的鑾駕剛離開長安不久，太子手下的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就悄悄押送一批嶄新的盔甲前往慶州(今甘肅慶陽市)，收貨人是太子的心腹、慶州都督楊文幹。
當時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儲位之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兩邊都時不時通過一些違規方式來壯大己方勢力，李建成這次偷運盔甲按理說也屬於類似操作。然而，就在爾朱煥、橋公山途徑豳州(今陝西彬縣附近)的時候，二人突然決定向當地官員舉報，聲稱有重大案情需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擅作主張，於是將二人送到李淵所在的仁智宮。爾朱煥、橋公山當着天子的面指控太子李建成聯合慶州都督楊文幹準備謀反。
儲君謀反，這無疑是一起驚天大案。就在李淵將信將疑的時候，一個叫杜鳳舉的人也跑到仁智宮告發太子打算謀反。兩邊人證的指控完全符合，再加上一批嶄新盔甲作爲物證，李淵不由得對李建成產生了懷疑，於是他立即下詔讓李建成趕到仁智宮。
在長安這邊，太子李建成也收到了被人告發謀反的消息。他又驚又怕，卻無可奈何，最後只好貶損車服前往仁智宮謝罪。
李建成來到李淵御前“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他承認自己私運盔甲給楊文幹是觸犯了刑律，但謀反之說是絕對子虛烏有。李淵餘怒未消，下令將李建成軟禁了起來，同時派司農卿宇文穎前往慶州召楊文幹入朝對質。然而，當宇文穎到慶州與楊文幹談過話之後，楊文幹不僅沒有立即奉召前往仁智宮，反而決定在慶州舉兵造反，這就等於變相印證了太子李建成有謀反意圖。
自古以來，皇位之爭都是你死我活，即便親如父子也不例外。然而這一次太子李建成謀反案人證、物證皆已齊備，李淵卻並沒有痛下殺手，只是將幾個兒子一起罵一頓，處罰了幾個低級別官員就草草結案。事後李建成繼續回長安代理國政，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那麼問題來了，武德七年的這樁太子謀反案背後究竟有什麼隱情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分析李建成究竟有沒有打算謀反。按照常理來說，太子是國家法定的儲君，皇位最確定的接班人。因此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無路，太子一般不會選擇鋌而走險。那麼李建成當時的處境如何呢?從史料上來看，李淵對李建成的表現還是比較滿意的，否則也不會讓他在武德五年(622年)率軍去平定河北軍閥劉黑闥，更不會讓他在自己離京時擔負監國重任。光憑這一點就幾乎可以推翻李建成有謀反意圖。
其次，李建成如果真想謀反，那他應該是調兵入京控制長安以號令天下，而不是反其道與遠在慶州的楊文幹遙相呼應。捨近求遠從戰術層面上也說不通。
此外，當時李淵是李建成的庇護人，李世民纔是他的競爭對手。即便從主次方面考慮，李建成也應該首先對付大權在握的秦王，而不是直接挑戰庇護自己的父皇。
因此，李建成謀反案基本可以確定是被人陷害。李淵也正是看清了這一點纔會將板子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那麼是誰陷害李建成呢?答案很明顯，除了李世民有這個能力和動機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人了。
這樁謀反案中牽涉到的爾朱煥、橋公山、杜鳳舉等人必然是已經投靠到秦王門下，所以纔會在完全吻合的時間，異口同聲出面指證。至於楊文乾造反，那八成是宇文穎去慶州後將此事添油加醋無限擴大，比如說太子謀反證據確鑿已被拿下。楊文幹誤以爲自己橫豎是個死，所以纔會在完全不具備起兵條件的情況下仍選擇造反。
儘管這樁太子謀反案一環套着一環，但李淵並沒有上當。事後他把幾個兒子一起罵了一頓，在處罰的官員中既包括太子東宮的人，也有秦王府的屬官，可謂各打一板子。此事在當時並沒有造成什麼嚴重後果，但卻爲兩年後的“玄武門之變”埋下了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