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宋朝被一些人描述爲中國女性的“黑暗時代”，在這個纏足開始流行的朝代中，男尊女卑極端化。真實的歷史果真如此?日前，中國中古史研究專家許曼做客海上博雅講壇，帶領人們穿越時空，勾勒出一幅關於宋代女性日常生活嶄然一新而又細緻入微的圖景。
通過對《清明上河圖》中細節的解讀，甚至是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紅肥綠瘦》中人物的評價，許曼結合她的新書《跨越門閭：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刷新了人們關於中古中國性別角色的既定認知。
提起宋代女性，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大才女李清照，以及“狸貓換太子”的主角劉太后。許曼認爲，看歷史一定要分層次、多角度、多緯度地看，她們是宋代女性中極爲特殊的羣體，像李清照一樣的女詩人、詞人畢竟在少數，而劉太后則代表着后妃羣體。
“任何關於女性史的研究都應該是針對特定階層、地區和年齡的。”許曼以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紅肥綠瘦》中的女主角盛明蘭爲例。她認爲，雖然這是一部架空劇，但其中很多設定都依託了北宋的歷史。盛明蘭是大家族的庶女，兒童時期出門爲母親求醫;少女時期，明蘭跟着家中的兄弟姐妹上家學、學習傳統禮教，也可以打馬球、去寺廟祈福，在家裏與家外的空間來回;成爲侯門主母后，除了管家，也因爲丈夫的身份參與了政治活動。可以看到，隨着時間的推移，明蘭的身份也隨之變化，而在每一個人生階段、每一種身份下，她都有很多機會離開閨閣，走出家門。
事實上，這也正是在《跨越門閭》一書的重要發現：與明清時期相比，宋朝女性享有相對的自由。國家從未頒佈過規範女性日常行爲的法令，並將女性民衆的管理權交給地方官員。與放任自流的前朝相比，明清兩朝在干預女性日常生活方面顯得更爲積極主動。
以具有象徵意義的門爲例，一般認爲，古代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二門即中門，是古建築中外門與內門之間的門。司馬光曾對中門進行了具體定義：“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女僕無辜不出中門 ”。許曼表示，儘管宋代儒家道德人士努力說教讓女性一直端居在中門後面，但在現實中，不能逾越的“中門”，其實是一個頗有彈性的維度，宋代女性還是能找到很多機會外出。尤其在被認爲的“公衆”領域，比如交通旅遊、地方事務和宗教生活，婦女都可以消極甚或積極地參與。宋朝女性擁有優渥的繼承權，能夠控制自己的嫁妝。此外，一些職業女性積極參與高度商業化的經濟。這些人包括媒婆、店主、挨家挨戶做買賣的織工，以及離開“家”到外面謀生的小販等。
而宋代女性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中，除轎子外，車和驢、馬也被廣泛使用，女性騎驢騎馬時會戴帷帽。在《清明上河圖》中，就能看到一個騎驢的女子帶着面紗遮着臉。帷帽並不主要用於遮掩，而是體現實用和裝飾功能——既能在旅途中遮擋風塵，精緻的半透明面料以及裝飾的綵帶增添了女性的美，也傳達了她們的審美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男性往往接受女性的個人追求，承認她們在家庭內外的能動作用，並且不鼓勵對女性事務的直接干涉。這些男性包括了在後來歷史中被描述爲頑固不化和教條武斷的虔誠的理學家，他們在與女性打交道時顯得靈活而務實。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朱熹，有些人將他視爲古板、教條的老夫子，但深入史料，就會發現那是後人的歪曲和重塑。在現實生活中，朱熹是非常靈活通融的一個人。朱熹的父親朱鬆去世時託孤於劉子羽。朱熹在劉家長大，劉子翬等人是他的啓蒙恩師。朱熹長大後離開劉家，卻一直與劉家保持聯繫。
劉子羽的夫人卓氏曾爲親生兒子謀官。從某種角度看，女性在男性的仕途上扮演主導性的角色是逾矩而過分的。朱熹從別處聽說此事後，主動給卓氏寫信，措辭謙卑，對卓氏的強勢並未表達出絲毫不滿，只是委婉地提出她打算爲兒子謀求的職位不利於年輕人發展，並且，他還是尊重卓氏在這件事情上的決定權。此事結果如何，沒有直接的史料記載，但從旁證看，卓氏並沒理會朱熹的勸告。
另外一則關於採用何種葬禮儀式的討論，也值得注意。朱熹的一位學生，因爲不贊同自己母親希望採用的佛教葬禮儀式——在儒學復興主義者的眼中，設法實行儒家葬禮是一件非同一般且值得稱揚的事，問朱熹該怎麼辦。朱熹回信說能理解學生的難處，建議他儘量勸說。若是勸說無效，還是要尊重母親的意願。朱熹對這關鍵性問題所作的權宜議論，顯示了這位理學大家其實頗懂酌情考量、順應民俗。無論在方法上或論證上，這些都是發人深省的。
最耐人尋味的，是許曼在考察了福建宋墓——宋代福建女性們的人生終點與共同歸宿——之後的發現。儘管儒家學者們青睞現世生活中的性別區隔，但從文本和實物資料來看，日益根深蒂固的性別等級制度並沒有延續到來世。女性在來世的地位並不是人世間等級制度的反映，而是一種新的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