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年，擔任太原留守的李淵在晉陽起兵反隋，後世將這件事稱爲晉陽起兵。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歷朝開國君主中，李淵是沒有存在感的一位，《劍橋中國隋唐史》對此指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唐高祖是中國一切史書中最受貶低的一位君主”。李淵發跡於“晉陽起兵”，唐朝統一天下後，他僅做了五年皇帝，便因“玄武門之變”禪位於李世民，從此以太上皇身份深居太極宮、不過問朝政。
儘管在位時間很短，但李淵依然做出了比較突出的成績：1.領導大唐兵將完成了統一戰爭;2.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促進了戰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3.組織一幫文人編撰了《藝文類聚》，裏面引用一百多種古籍，爲後世保存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總的來說，李淵建立了初唐的政治和經濟格局，他爲自己兒子日後的輝煌統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貞觀之治”是李淵“武德之治”的繼續與發
《舊唐書·本紀·卷一》對李淵的評價是：“高皇創圖，勢若摧枯，國運神武”，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歷史功績非同尋常。
李淵等人是在“晉陽起兵”後正式踏上反隋道路的，筆者認爲，“晉陽起兵”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在具體細節上，部分問題還需要釐清。
01.隋煬帝的昏聵
“晉陽起兵”這一歷史事件是隋煬帝昏聵統治所引發的必然結果，根據史料記載，隋煬帝在位期間主要做了三件大事，這三件事無一不透露着他的昏聵，其主要情況如下：
第一，修建東都洛陽。隋煬帝登基的第一年便以“聽採輿頌，謀及庶民……審政刑之得失”爲由修建東都洛陽，以此實現“躬親存問”，這個出發點本身就存在問題，身爲一國之君，若真正想考察民情就應該深入基層，修建城池和了解民情沒有直接關係，而且還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修建東都洛陽時，朝廷每個月徵調民夫二百多萬，爲了展現隋朝的形象和氣度，新城的設計主要展現宏偉佈局：南對伊闕，北據邙山，分爲皇城、宮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城內還劃出一百零三個街坊，專門修“四夷館”接待各方而來的使臣們。
不可否認，隋煬帝修建東都洛陽具有發展當地經濟、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可當都城即將竣工時，他又“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全國各地的奇石佳木、珍稀動物紛紛被運進該城，耗費了大量物力、人力，僅爲滿足自己的享樂。
第二，開鑿大運河。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隋煬帝開通濟渠，大業四年(公元608年)，開永濟渠，時隔兩年後又開江南河。開鑿大運河本來是連接南北的好事，可隋煬帝卻通過這條河好好奢侈了一把。
據《隋書·帝紀·卷三》記載，大運河開鑿後，隋煬帝下令“造龍舟、鳳甗、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他自己所乘的龍舟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面還有四層樓，房屋共計二百餘間。
每次隋煬帝巡遊，兩岸的百姓都需要向他獻食，很多百姓因此傾家蕩產，朝廷還徵調八萬多民工來爲皇帝的船隊拉縴，百姓叫苦連連，晚唐著名詩人皮日休感慨道：“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駕龍舟奢侈巡遊是隋煬帝的巨大過失。
第三，三徵高句麗。隋文帝曾率三十萬大軍征伐高句麗，但由於遭受瘟疫，還沒等到交戰，絕大多數士兵便病死在途中，隋文帝只好撤兵。隋煬帝第一次徵高麗時，直接出動一百三十萬大軍，結果卻是慘敗。
據《資治通鑑·隋紀·卷五》記載，在第一次徵高句麗之前，隋煬帝敕令“造船三百艘”，爲了完成任務，“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去的人達十分之四。在接下來的兩次征伐高句麗中，隋煬帝對百姓同樣是橫徵暴斂，損失軍隊接近二百萬，但高句麗依然沒有臣服。
隋煬帝的昏聵統治引發了強烈的社會矛盾，全國人口由開皇初年的七百多萬戶下降到不足三百萬戶，“百姓苦役，天下思亂”，各地起義風起雲涌，隋的滅亡已是大勢所趨，李淵等人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晉陽起兵”的。
02.李淵其人
李淵是十六國時期西涼開國君主李暠的後裔，其家世代顯貴。李淵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大柱國大將軍之一，身爲柱國將軍的李虎“入則爲相，出則爲將，無文武分途之事”，可謂位極人臣，李淵的父親李是北周時期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世襲唐國公。在祖父、父親兩代將軍的影響下，李淵“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衆”，顯貴名士願意與之接近，尋常百姓也很擁戴他。
據《舊唐書·本紀·卷一》記載，在李淵任刺史的時候，一位名叫史良臣的術士曾給他看過相，結論是“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史良臣認爲李淵的骨相非同尋常，以後必爲天下人主，希望他能倍加珍惜，李淵聽後“頗以爲負”，他的內心是高興而又自豪的。
大業九年(公元613年)，楊玄感舉兵謀反，朝廷命李淵鎮守弘化郡，附近地區的兵權都交由他節制，由於李淵“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款附”，隋煬帝對其起了懷疑之心，接着便下詔要見他，李淵由於重病在身無法面聖。
沒見到李淵的隋煬帝感到十分惱火，他向李淵的外甥女王氏質問道：“你舅舅爲何遲遲不來”，王氏回答：“因爲生病”，接着隋煬帝指責道：“可得死否”，意思是這場病難道讓你舅舅快死了嗎?很明顯，隋煬帝的指責是在敲打李淵。
據史書記載，聽聞相關消息後，李淵“聞之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跡焉”，爲了打消隋煬帝的猜忌，他徹底把自己的真性情隱藏起來，每天沉溺於喝酒，而且還時不時的收受下屬的賄賂，名聲大不如前。沒過多長時間，隋煬帝便打消了猜疑。
隋煬帝駕臨汾陽宮時，山西、河東兩地出現了大量的賊人，他立馬令李淵前去治理。李淵到達目的地後把軍隊駐紮在了龍門，賊人首領母端兒率幾千人進逼城池。面對來勢洶洶的賊兵，李淵不慌不忙，他僅派十幾名騎兵應戰，僅射了七十多發箭，賊兵便大敗潰退，沒過多久他便被朝廷任命爲右驍衛將軍。
由上述梳理我們可以看出：李淵不僅能力出衆，而且他的內心還潛藏着天下之志，再加上他性格頗好，選擇投奔他的人日益增多，這是個典型的天下之主苗子，當隋煬帝心生猜忌後，李淵則借酗酒受賄很好的保護了自己，他的謀略超乎常人。李淵的性格和能力構成了他舉兵起義的天然條件，對於搖搖欲墜的大隋而言，這將是個巨大威脅。
03.李世民的推動
根據《舊唐書·本紀·卷二》記載，李世民自小便超凡脫俗，四歲時曾有善於看相的書生說他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具有天子氣象。在做事風格上，李世民“玄鑑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喜歡結交各路英雄豪傑，沒有一個人能夠估量出他的前程到底有多遠大。
又據《資治通鑑·隋紀·卷七》記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在隋朝天下大亂時，李世民的內心也萌生出了天下之志，這和其父李淵如出一轍。爲了實現遠大理想，李世民常常“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很多江湖大俠(包括強盜土匪)“莫不願效死力”，李世民一家在當地的影響越來越大。
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東突厥進犯馬邑，李淵派出副將高君雅會同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討伐，不料遭遇埋伏，損兵折將。隋煬帝聽聞兵敗消息後大怒，當即便以“不時捕虜，縱由邊患”之失給二人定罪，不久後，朝廷便派大臣前往太原治罪，要逮捕李淵、斬首王仁恭。
面對危難局勢，李淵連夜考慮對策，如果不造反，就老老實實的等着朝廷逮捕，結局一定非常悲慘，如果造反，則有可能成功，結局也會隨之發生逆轉。以李淵的才略，他不可能不知道該選哪條路，但他不確定周圍人是何態度。
關鍵時刻，李世民分析道：“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盜寇，上有嚴刑，危亡無日”。
在李世民看來，選擇入獄就等於自掘墳墓，況且隋朝氣數將盡，與其忠於職守，不如直接造反。“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天授之時”，李氏一族本來就深得人心，再加上大批謀士、武將的支持，造反成功的機率還是很大的。
由李世民切中時弊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斷其造反態度非常堅決，而李世民的態度代表着大部分人的真實想法，李淵見很多人支持造反，沒過多長時間便扛起了反隋大旗。
很明顯，李世民的超凡之才推動了“晉陽起兵”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
04.史書謎雲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晉陽起兵”一事的記載上，大部分史書淡化了李淵的作用，《舊唐書·本紀·卷一》對該歷史事件的描述是“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這部史書認爲“晉陽起兵”的首謀是李世民與劉文靜，是在這兩個人的勸說下，李淵才選擇起義的。
根據《新唐書·本紀·卷二》記載，“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這部史書認爲李淵並不想發動“晉陽起兵”，是在李世民的一手策劃與推動下，李氏一族才高扛反隋大旗，李家才最終奪下江山的。
又據《舊唐書·列傳·卷七》記載，裴寂“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李淵知道實情後爲時已晚，無意間犯下滿門抄斬之罪，裴寂想借此逼迫李淵走上反隋的道路。後來在李世民的勸說下，李淵才最終選擇造反。
按照《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記載，貞觀時期房玄齡等人編纂了《高祖實錄》，該書共計二十卷，可惜早已經失傳，但我們可以推測：《舊唐書》和《新唐書》上的相關記載應該取自這本史籍，由於該史籍編纂於唐太宗時期，所以部分記敘會出現刻意誇大李世民的現象，所以《舊唐書》和《新唐書》對於“晉陽起兵”的描述失真。另一本史書《大唐創業起居注》爲我們還原了事情的真實面貌。
《大唐創業起居注》由溫大雅編寫，自李淵起兵以後溫大雅便專門執掌文翰，他親眼目睹了李唐一族創業的整個過程，對重要事件進行了詳細的記述。
根據《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記載，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淵“以太原黎庶……奉使安撫”，隋煬帝讓他以安撫大使的身份駐紮太原，李淵“私喜此行，以爲天授”，筆者認爲，李淵的“喜”就是因爲駐紮太原意味着有了堅實的反隋根據地，他的內心其實早已萌生了起義的念頭。
對於“晉陽起兵”這一歷史事件，《大唐創業起居注》的記載爲：(李淵)謂秦王(李世民)曰：“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李淵早已意識到隋朝必然滅亡，他之所以不第一時間起兵是爲了等到自己的三個兒子全部聚齊。
接着李淵便命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又讓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起義軍隊伍迅速壯大。由《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相關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晉陽起兵”是由李淵主動提出並規劃實施的。
筆者認爲，“晉陽起兵”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是李淵，李世民則在其中充當了分管具體工作的角色，《高祖實錄》中刻意誇大了李世民的作用，又被後來的《舊唐書》和《新唐書》的編寫者沿用，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晉陽起兵”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爲李世民，這其實是不符合史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