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尤其是北宋，在中國曆朝歷代中是出了名的有錢，但在宋太宗年間，宋朝還真沒什麼錢。接下來小編就帶來歷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當時宋朝與遼國年年交戰，內部起義不斷，處境非常糟糕。對遼戰爭一方面導致草原絲綢之路徹底斷絕，另一方面導致宋朝的主要產糧區河北淪爲戰場。宋朝的經濟狀況嚴重受挫，如宰相呂蒙正所說：“臣嘗見都城外不數裏，飢寒而死者甚衆。”
宋朝文官的俸祿號稱“史上最優”，但在宋初也不算高，起碼比起盛唐要低得多。可宋真宗初年，有大臣在奏摺中抱怨俸祿不夠餬口，強烈要求皇帝漲工資。真宗答應得很爽快，因爲他爹宋太宗在位期間掙了不少錢，給他留下一大筆遺產。
那麼，太宗是如何讓一窮二白窮的宋朝忽然成了暴發戶呢?他的辦法很新鮮—去海外砸錢。
雍熙四年(987年)，太宗派內侍去海外各國大量採購香料、犀牙、珍珠、龍腦等奢侈品，只爲放出明確的“市場信息”，吸引各國商賈來大宋擺攤。
自安史之亂後，陸上絲綢之路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海上絲綢之路卻蓬勃發展。即使在動盪的五代時期，割據嶺南的“太監王朝”南漢仍將海外貿易搞得有聲有色。宋滅南漢時，南漢官兵捲了十幾船珍寶逃往國外，但宋軍仍繳獲大筆財富，連趙匡胤都嚇了一跳，連稱南漢“奢靡亡國”。所以，宋朝也力圖發展海外貿易，但因多年戰亂而屢屢受挫。爲恢復昔日盛況，太宗只好去海外大買特買，高調地向世界宣告：大宋如今有錢了，歡迎來擺攤!
雖是召喚人家來賣貨，但當時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已空前成熟，僅憑關稅一項就能躺着掙錢。當然，再好的政策也得有靠譜的人執行纔有效，所以太宗異常重視市舶司官員的選拔。如廣州市舶司使，首先必須推薦三個預選人，每個預選人要有三個官員聯名推薦，然後由樞密院擇選;正式上任後，若在三年內無任何過錯，才能獲取獎金。除了廣州，杭州、泉州、鎮江等地也陸續設置了市舶司，可謂“敞開國門掙錢”。
在太宗不遺餘力的“招商引資”政策下，宋朝的貿易範圍遠超唐朝，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達六十多個，進出口總額佔國家財政總收入的五分之一。這在以自然經濟爲主體的古代中國簡直是個奇蹟。
除了拱手送上關稅，海外商人還將宋朝特產源源不斷地販運出去，其中最典型的是瓷器，遠銷日本、印度、東南亞、波斯灣西亞諸國乃至非洲的埃及等地，阿拉伯帝國的王公貴族都以收藏“中國瓷”爲榮，“海上絲綢之路”已然變成“瓷器之路”。直到今天，仍有外國學者認爲“中世紀的東非史是由中國瓷器寫成的”。
同時，太宗也鼓勵宋人去海外擺攤，並出臺了完備的管理制度。由於出海貿易的主力軍是沿海船戶，爲便於控制和徵稅，太宗給這些船戶另編戶籍，他們每次出海都要在當地官府登記，嚴禁走私;貿易歸來，他們要到市舶司接受抽買，否則將受重罰。這些條令雖說嚴苛，但到底給了沿海居民掙錢的機會。
宋朝的造船業非常發達，所造船隻體型巨大、結構堅實，可載幾百人，同時足足囤夠一年的口糧，甚至能在船上養豬、釀酒。交通工具如此便利，“出國擺攤”不再只是沿海居民的專利，而成了各階層人士積極參與的全民熱潮。
就連和尚、道士也動了凡心，紛紛出國做生意，杭州僧人淨源就是知名的海商，溫州道士王居常也是“國際貿易圈”中的風雲人物。鮮爲人知的是，蘇軾也是“出國擺攤”的帶頭人。他被貶到海南後，設法將東南亞的蘇木倒騰到四川，狠狠地賺了一筆。
拋開經濟利益不談，這些出國擺攤的宋朝海商不斷輸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過之處無不受到熱烈的歡迎，在中世紀的海洋上打造出影響力廣泛的“個人品牌”，撐起了宋朝的臉面，使宋朝在“國際貿易”上更有話語權和主動權。
宋朝船隊每次出行都會引發轟動，當地國王、高官將這些身份普通甚或低賤的海商視爲“上賓”，專門安排隆重的接待儀式，全國百姓紛紛趕來圍觀，送錢送物地慰勞他們。當然，各國商賈討好他們另有目的—以便搭乘先進的宋朝商船展開更廣泛的海外貿易。
就這樣，宋朝的財富從海上滾滾而來。僅在皇祐元年(1049年)這一年，宋朝的海外貿易總收入就有1.2億貫之多，其中作爲“硬通貨”的白銀達80萬兩以上。正因如此，國土狹小且積貧積弱的兩宋在經濟上仍能保持優勢，這也再次證明：唯有開放纔可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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