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隋朝，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隋代有多富有?“按古今稱國之富者，莫如隋”這句話就可很好的概括隋朝的富有。想想看，隋代用幾十年創造出的財富，唐代直到開元時期，歷經李世民、武則天等數代明主，近百年的時間才趕上，由此就可以想象出隋代的富有程度。
當然，這簡單的描述，可能很難想象出隋代的富有，因此這裏就簡單的列舉幾點，從以下幾點我們就能很直觀的看出隋代的富有程度。
第一、人口猛增。封建時代，人口能否增漲，這取決於這個國家的農業與商業發展情況，只有糧食、鹽、衣物、田地等必需品充足，人口才能增加，而若是田地、糧食等都充足的話，那也就意味着這個國家肯定是一個富庶的國家。因此，人口猛增就可佐證國家的富庶。
那隋代人口有出現猛增嗎?答案當然是有。從錢穆先生所著的《國史大綱》所收集的隋開皇元年人口增漲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從開皇元年(581年)到大業三年(607年)，在這26年間，中國的戶口數至少翻了三倍，從3999604戶增加到了8907536戶，而人口數也至少翻了三倍，從15998146人增加至46019956人。
由此，從以上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出，隋代的人口是處於快速增漲狀態的。那如上所說，人口的增漲取決於一個國家田地、錢糧等必需品是否充足，若人口增漲快速則就意味着這個國家田地、錢糧充足。而隋代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人口就增加至少三倍，這無疑就可以看出隋代農業、商業等領域是有多麼富庶。
第二、錢糧府庫充盈。“府庫”作爲古代國家存儲錢糧的倉庫，它的多少與充盈與否，這是最能直觀的看出這個王朝富有與否的表現。那隋代的錢糧府庫充盈嗎?答案也很明確，當然是充盈，而且還是無比充盈。
據《隋書.食貨志》載：“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達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自隋文帝開國以來，隋廷就開始在全國各地修建了衆多的糧倉，包括太倉、含嘉倉、永豐倉、太原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這些糧倉自隋煬帝登基之時都存有着數量巨大的糧食，多者達千萬石，少者也有百萬石以上，可謂是充盈無比。
此外，隋代不但糧庫充盈，錢庫也是十分充盈，據《隋書.食貨志》所載：開皇九年(589年)，陳朝被平定之時，“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石”，想想看，一次祝賀凱旋的慶典，從朱雀門到南郭這十數裏的路全部都鋪滿布帛，用度萬石，而賞賜將士的布帛更是高達三百多萬石，由此可見，隋代錢庫的充沛。
第三、頻繁進行巡遊和大規模戰爭。歷朝歷代，皇帝要想巡視天下，或者是發動戰爭，其王朝就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如若經濟不富裕，無論是巡遊，還是戰爭，這都是很難實現的。想想看，清代康乾時期算是富庶的吧!可是，乾隆就六次下江南，就將雍正十餘年辛辛苦苦積累下的財富差不多消耗殆盡。
但是，我們再回頭看看，隋煬帝自登基始，他就接連進行巡遊與對外戰爭，三下江都，六巡北塞，三徵高麗，徵吐谷渾，而這些活動無疑例外都是動用百萬人在進行着的，可就算這樣，隋朝的經濟依然沒有崩潰，其國庫還依舊有充足的財富去支撐着隋煬帝同時進行着營建東都洛陽、開鑿大運河、修築馳道、營建江都等數項大規模工程。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隋代的富庶程度。
從以上幾點，我們大概就對隋朝的富庶程度有了較爲直觀的認識了。
那隋代爲何會如此富有呢?它爲何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就創造出比中國歷史上多數朝代都要富有的經濟呢?到底是何種原因，讓隋代成爲“按古今稱國之富者，莫如隋”的富隋呢?
首先，隋代的富有，這絕對是離不開隋文帝的治理的。西方哲學家伏爾泰在《路易十四時代》一書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國家的繁榮昌盛緊緊繫於一個人的性格，這就是君主國的命運”，在那個“君要臣死，臣不得死”，“皇權至上”的封建時代，一個王朝能否興盛，不取決於官員，也不取決於百姓，而在取決於皇帝，只要皇帝賢明，且有治國頭腦，那這個王朝興盛的機率近乎是百分之百。
而隋朝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餘年間就創造出如此驚人的財富，很大原因就是因爲出了隋文帝這位千古明君的典範皇帝。正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所說：“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賞功弗吝，節用安民，時稱奔馳。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勤政愛民的隋文帝，在位十餘年間先後實行輕徭薄賦、大索貌閱、輸籍定樣、均田令、租調製等改革措施。
首先，爲促進全國的農業生產活動，隋文帝是相繼推行了均田令、租調製、輕徭薄賦等農業改革措施，以此來推動隋代農業經濟的發展。
先是“輕徭薄賦”。隋文帝登基後，就規定“丁男一牀租三石”，就是一個家庭(一夫一妻)每年只需繳納三石糧食，這個稅收比北周要少量足足兩石。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又將調絹由一個家庭納四丈減爲二丈。開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又下詔：“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即只要滿50歲，就不用再服徭役。
其次是“租調製”。開皇二年(582年)，文帝在推行“均田令”之時，同時推行“租調製”，“受田丁男一牀(一夫一婦)納租粟三石，調絹一匹，綿三兩或布一端，麻三斤，單丁及部曲奴婢受田與農民同，但租調只納丁男之半”，就是得到朝廷給予田地的百姓，每個家庭每年只需納租粟三石，調絹一匹，綿三兩或布一端，麻三斤。而若是單身、私兵和奴婢，則只需繳納普通百姓一半的賦稅即可，即納租粟1.5石，調絹半匹，綿1.5兩或布半端，麻1.5斤。
“輕徭薄賦”、“租調製”的用意很明顯，那就是讓百姓可以“休養生息”。隋初，百姓所面臨的生存環境雖然沒有漢初來得那麼的惡劣，但是因南北長時間處於對峙狀態，南北朝之間時常有戰事發生，因此，一統天下的隋朝的百姓還是面臨着一些生存問題的。
如此，隋文帝實施“輕徭薄賦”、“租調製”的政策這是必須得，只有讓百姓承擔較低的賦稅，他們才能將更多的錢財去用於支撐自己的日常生活，及進行農業生產活動，去購買開展農業所需的糧種、鐵器等必需品。而只有百姓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農業生產活動中，以“小農經濟”爲主的隋代，它的經濟才能得到快速且平穩的提升。
再是“均田令”。開皇二年(582年)文帝定：“一夫受口分田八十畝，婦女四十畝;又每夫給永業田二十畝”，即滿二十一歲，或是已經結婚的夫妻，一個男子可授口分田八十畝，及永業田(隋代的口分田到了六十歲是要被收回的，但永業田就不會被收回，而是永久性的)二十畝，一個女子可獲口分田四十畝。
“均田令”存在的目的也很簡單，首先，它可以讓隋代的農業經濟得到快速的提升，隨着百姓都得到屬於自己的田地，爲了生存和日後的生活，他們勢必就會努力的去耕種，而隨着他們的努力，隋代的經濟自然就能得到快速的提升，畢竟隋代的賦稅主要來自於耕種的農民。
同時，它還可以讓隋代的可耕種田大幅度的增加，種過地的人肯定都知道，田地如果長時間不耕種的話，它就變成荒田，而如若有人對其進行靜心的打理，這塊田就會變得極其的肥沃，因此將全國大部分田地都分給百姓耕種，其造成的結果就是隋代可耕種的土地和肥沃的土地是越變越多。如此，隨着隋朝可耕種土地的增加，隋代的農業經濟自然就能穩步提升。
其次，爲快速增加隋代的財政收入，隋文帝也是相繼推行“輸籍法”、“大索貌閱”等經濟改革措施 ，以此來充盈國庫。
先是“大索貌閱”。開皇三年(583年)，文帝下詔：“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以防容隱”，就是各州縣官員需按戶籍上所登記的年齡和本人體貌對所轄區域的百姓進行覈對，看是否有謊報年齡，或是隱匿不報的現象，如有不實之處，則要修正。此後，各州縣官員都要定期對所轄區域的戶籍情況進行覈對，如若再發生錯誤的，則里正、保長、黨長等要被處以流刑。
再是“輸籍法”。唐理財家杜佑曾說：“隋代之盛，其由於斯”，這個“斯”指的就是“輸籍法”。開皇五年(585年)，隋文帝採納了宰相高熲“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籍，難以推校”的建議，開始實施“輸籍法”。
此後，每年正月五日，隋代各地縣令就會派人前往所轄區域進行考覈，考覈完成後，各地縣令就會將所轄區域內的百姓以300家到500家爲一團，然後依定樣確定戶等，寫成定簿，之後朝廷就會依據各地所定的戶等來確定每戶家庭這一年應該要繳納的賦稅，及所要服的差役，上等戶繳納最多的賦稅，下等戶繳納最低的賦稅。
“大索貌閱”、“輸籍法”存在的目的就是爲增加隋代的財政收入。衆所周知，封建時代的賦稅主要以農業稅和人丁稅爲主，要想財政收入高，只需人多就行，只要人多，賦稅就多，反之人少，那賦稅自然就少。
因此，“大索貌閱”這種可以查出隱匿人口的政策的作用是很顯著的，事實上當時在第一次實施“大索貌閱”時，其效果就是十分顯著，據史所載：“於是記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當時，有近一百餘萬戶的隱藏戶口被查出。如此，隨着人口的增加，隋代的財政收入自然也就隨之增加。
而“輸籍法”，它不但可以幫助隋廷搜查出大量被隱藏的戶口，還能幫助隋廷遏制住地主豪強的逃稅現象，同時還能抑制士族、豪強佔有勞動人口，從而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總得說，就在隋文帝所推行這些農業、經濟改革措施的推動下，隋代得以是大幅度的增加財政收入，並積累起了數量龐大的錢糧，是“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楊堅去世後，天下倉庫的錢糧積儲可供全國五六十年的正常用度。
當然，隋代的富有雖與隋文帝的治理是分不開的，但同時也有南北朝諸帝的功勞。要知道，跟隋文帝一樣賢明的皇帝不是沒有，如漢文帝、唐太宗等等，但是能跟隋文帝一樣，開國之時就能將一個國家治理成極盛的皇帝卻是絕無僅有的。當然，這並不是說隋文帝有多聖明，而是隋文帝所面臨的那個環境是之前的皇帝所從未遇到過的。
我們要知道，隋代同漢代立國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不一樣的是，隋代並不是建立在一片廢墟之上的，他是在建立在一個已經統一了北方，且經濟、農業、軍事都已達到相對鼎峯的北周王朝之上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在創造自己的歷史中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隋朝之所以會如此富有，這之中是離不開南北朝爲其所打下的基礎的。
南北朝時期，中國雖依然處於分裂狀態，但相對於五胡十六國時期，已是處於很穩定的狀態。首先是南方，自東晉以來，南方始終都是處於一個王朝的統治下，所以南方發生的大規模戰事很少，除淮河流域因是直接接壤北方王朝，所以時常發生戰事外，其他南方地區並沒有發生過多大的戰事。同時，因南朝宋、齊、樑、陳之間的更替主要是以“禪讓”這種較爲溫和的方式來進行的，除侯景之亂外，基本上都是貴族內部的爭權奪利，因此，這並沒有影響到社會的發展，更未破壞社會的經濟發展。
因此，南方王朝雖政治昏暗，皇帝多昏庸，但因其境內並未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再加上其又百餘年沒有發生較爲嚴重的自然災害，所以南方的經濟是向着較爲健康的方向發展着的，也就是在穩步提升着。在數百年的和平發展下，到了隋初，南方是呈現出了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不但人口繁密，且經濟更是繁榮，對於這點，我們從隋煬帝開通大運河，然後將南方的物資源源不斷的運往北方，就可佐證一二。
而北方，北方同南方一樣，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之間的更替也都是較爲溫和的，如北魏的分裂，它只是宮廷政變的結果，而並非是戰爭結果，因此它並沒有造成北方人口的銳減和經濟的破壞，而北齊、北周之間也都是通過溫和事變而建立的，因此也並未對北方社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如此，基於這種結果，自北魏一統北方後，北方就很少再發生能影響北方社會的戰事。
當然，北方不同於南方，它很少處於一個王朝的統治下，多數時候都被二個王朝統治者，因此相對於南方，北方之間的戰爭是較爲頻繁的。不過，因北朝的朝堂多數是被有能力的庶族所控，且皇帝也多賢明，因此北方戰事雖較多，但其經濟卻是要比南方來得更加的發達。
自北魏統一北方後，北朝多數君主都十分重視發展本國的農業經濟，爲此他們是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恢復農業生產活動的政策，而這之中影響最爲深遠的政策，無疑就是“均田制”。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頒佈均田令：“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大意就是北魏朝廷派遣使者，由他們與各州縣長官一起將全國的荒廢土地分配給無田的百姓，鼓勵百姓去開墾田地。
均田令的主要內容是：15歲以上男子可受露田(可種植穀物的田地)四十畝，婦女可受露田二十畝。此外，每個男子還可受桑田(可種植桑樹的田地)二十畝，作爲世業田(私有土地)，而不宜栽種桑樹的地區，每個男子受麻田(可種植麻樹的田地)十畝，婦女五畝。
“均田制”的誕生對於北方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它的出現對於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北方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均田制的存在，北方的可耕種田地的面積得以是大量增加，而因土地的存在，那些流民也是最終被固定在此處，作爲農民，世代居住於此地，安心的進行着農業生產，由此北方王朝的財政收入也因人口的增加得以是大幅度的增長。
此後，隨着這項政策被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等北方王朝延續着，北方的經濟得以是穩步的提升，而隨着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北方人口也開始大幅度增長，至北魏太和年間其戶數也增漲至五百餘萬戶。
由此，就是在北朝多數君主都十分重視農業發展的環境下，曾經被五胡十六國弄得是亂七八糟的北方，其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從北魏永興中期的“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直至在東西兩魏時期變成“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兇飢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谷斛至九錢”這樣繁榮的景象。
可以說，在隋文帝立國之時，南北方的經濟其實已經是進入到了高速發展的時期，直白的說，這時南北方的經濟已經是開花結果了，文帝的治理，只是讓這個果實變得更大更鮮豔。
總得說，隋朝會如此富有，這之中主要就是兩個原因，其一就是隋文帝的勤奮治理，其二就是南北朝所打下的經濟基礎。這兩個原因缺一不可，若沒有南北朝所打下的經濟基礎，無論文帝如何的勤政，他也斷然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將隋朝帶入極盛，而若沒有隋文帝的勤政，即使是有南北朝所打下的經濟基礎，隋朝也斷然不可能那麼富庶。
只得說，隋朝的富有，可以說是大勢所趨，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是那個時代造就了文帝，也是文帝造就了那個時代。如若讓隋文帝遇到漢初那樣百廢待興的局面，無論文帝如何賢明，隋代也不可能再這麼短的時間走向即使，而如若隋初的開國皇帝是朱溫、始皇帝、朱元璋這樣重武而輕文的皇帝，那即使隋朝是建立在南北朝繁榮的經濟之上的，隋代也不可能成爲後人口中那個“按古今稱國之富者，莫如隋”的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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