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馬士英，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南明能在短時間內建立，一方面得感謝當年明成祖朱棣遷都時建立的“兩京”制，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六部行政機構;另一方面，則不得不提到一個關鍵人物：馬士英。
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十天後消息傳至淮安，此時的大明不僅羣龍無首，而且就連崇禎皇帝的諸子也都下落不明，既無皇帝也無儲君。
以錢謙益爲首的東林黨人主張以“賢”論，立潞王朱常淓，而另一派則主張按血統親疏，立福王朱由崧。事實上，所謂的賢明也好血統也罷，只不過是不同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的表面文章罷了。
不過，手握大權的第一重臣史可法卻態度曖昧，未表明政治立場，這直接加劇了帝位之爭。這個時候鳳陽總督馬士英力排衆議，以重兵護衛福王朱由崧直奔儀真，使得福王繼位成定局，弘光朝得以迅速建立，馬士英也以擁立之功成爲內閣首輔。
拋開立場不論，馬士英的果決對於明朝局勢的迅速穩定的確立下了大功。但馬士英此後的所作所爲卻給了東林黨討伐的口實。
在成功上位之後，馬士英爲感謝當年任鳳陽總督時阮大鋮的舉薦之恩，用自己的職權啓用阮大鋮爲兵部尚書。由於阮大鋮出身閹黨，馬士英很快遭到東林黨人的抨擊，在東林黨人的造勢下，馬士英成爲世人口中的“奸臣”。湖廣巡按御史黃澍甚至鼓動左良玉起兵“清君側”。
加上弘光政權的很快覆滅，明朝遺老紛紛將原因歸結爲馬士英謀國不忠導致，可謂坐實了馬士英“奸臣”之名。魯王政權的張岱甚至說馬士英還不如秦檜、賈似道等人。
而在清朝官修的《明史》當中也沿用了明朝遺老們對馬士英的評價，說他是“爲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
不僅如此，在“奸臣”之外，清朝還給馬士英安上了“叛臣”的罪名。因爲按照清朝的說法，馬士英降清後曾復通唐王政權，後事覺被殺。
由此，馬士英成爲明清兩朝公認的奸佞小人，就連馬士英的家鄉貴州也恥於記載，而將其從地方誌中刪除。
但隨着近年來新史料的不斷出現，對馬士英其人恐怕要重新評價。
馬士英重用阮大鋮致使本已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加速了腐化，但這隻能算作謀私利，“奸”還遠遠談不上。事實上，阮大鋮是個典型的投機者，東林黨人在活動周延儒復職時，也曾聯合阮大鋮，並由阮大鋮捐資20萬兩。
在南京城失守後，無論是有閹黨之名的阮大鋮，還是東林黨首錢謙益，都屈膝向清軍投降，唯獨這位揹負奸臣罵名的馬士英卻選擇繼續“抵抗”。
在清朝留存的軍情奏報中，從順治二年十月到十二月，都有馬士英帶兵北犯的記錄(此時弘光朝已滅亡五個月)。而魯王政權的徐芳烈所寫的《浙東紀略》中也有南京失守後馬士英依然帶兵在杭州一帶與清軍作戰的記載，直至戰敗被殺(還有說法是戰敗後隱居四明山佛寺，後被清軍擒殺)。
可見，馬士英雖然不是救世之能臣，但也絕對算不上是奸臣。至少，在部分東林黨人降清的時候，這位被指斥爲禍國奸臣的內閣首輔始終在堅持抗清，也算是爲國盡忠了。
著名明史專家毛佩琦就曾說過：“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殺的、被曲解的歷史。馬士英雖非救世能臣，亦非亡國罪魁，他雖然政治上失敗了，但沒有屈膝降清，晚節是值得肯定的。貴州山鄉能夠孕育出這樣的風雲人物，並非黔人的‘恥辱’，而是可引以爲驕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