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討論捻軍失敗多着眼於農民階級的一般侷限性,而聯繫具體領袖人物的分析則較少,筆者從六個方面對捻軍領袖人物的不足作了具體探討,分析了這些不足與捻軍失敗的關係
十九世紀中葉,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爆發了近代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南方是太平天國和天地會,北方是捻軍,西南、西北是各少數民族。
但是,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沒有逃脫歷代農民起義的悲慘結局。對此,多少人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深入探討。但總覺得有隔靴搔癢之嫌,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由於“階級立場”、“階級意識”束縛着人們從深層次去探討,有頌揚沒有批評,有拔高而不實事求是。不能從主觀上,從農民本身尖銳地提出問題,僅僅從理論上空洞地總結幾條教訓,唯恐觸及到問題的要害。這不是歷史的、科學的態度。本文力求避免這種傾向,從考察捻軍人物的侷限性入手,探討捻軍以及其他農民起義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其他方面暫且從略。
咸豐剛剛登基,農民起義就在全國各地爆發,來勢之猛,完全出乎統治者的意料。這些起義有着十分鮮明的特色。南方太平天國與清王朝對峙,目標明確,陣線分明。捻軍與北方其他農民軍由於地理環境、歷史傳統和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情形十分複雜。捻軍(包括其他農民軍)首領雖然形形色色,但傳統的“農民意識”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逼上梁山與自發造反
捻軍起義基本上是逼出來的,一是人禍,二是天災,爲了生存不自覺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識十分淡薄。起義之初有意做“白頭賊”,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極少數。捻軍首領中的“梁山好漢”(仁義光棍)佔大多數,也有“五浪光棍”(或稱“武郎光棍”,即流氓無產者)。由於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脅,或尋仇鬥殺,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就上了“梁山”。捻軍首領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雖不是一個模式,被迫造反卻有相同之處。張樂行是地方上的大財主,有財有勢也有影響,生存並未受到威脅,“初無意作白頭賊”。但是,他好勇好鬥,做買賣,開賭場,保送私鹽,尋仇鬥殺,“爭光棍”、“攆綿羊”,於是與各種地方勢力的衝突日益尖銳起來。他又行俠仗義,是地方上有名的“仁義光棍”,歸附他的人日衆,這就?鴇旆醋急噶頌跫W僥謎爬中械姆縞嚼叢澆?終於把他逼上反抗道路。這種被迫造反終究是不能持久的,隨時表現爲政治上的猶豫和動搖,於是他出現兩次“受撫投官”。自1855年(清咸豐五年)雉河集會盟以後,張樂行成爲頭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騎虎難下,只有義無反顧,造反到底。後來他雖然犯過不少錯誤,但終歸是一位傑出的捻軍領袖,以反抗清朝起義始,以英勇就義終。張敏行是因爲鬥爭形勢逼迫和張樂行把事件鬧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歷史舞臺。龔得樹、蘇天福等人既因爲貧寒,生存受到威脅,也因爲捲進各種鬥殺衝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蘇天福事件”是導火線,引爆大規模的反抗鬥爭。侯士偉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參與鬥殺,最後結捻起義,豎起了紅旗。劉學淵、劉玉淵則是反抗鹽官的壓迫和誣陷而結捻起義。張宗禹是在與頑固兇狠的父親發生激烈衝突,無以家還而加入捻軍。張龍、陳大喜當初是團練小頭目,因受壓迫,憤而結捻起義。韓奇峯不願意造反,是別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門口,逼他出來造反的。江臺凌、孫葵心則是受人欺侮,險遭砍殺、逮捕而豎旗起事。此外,劉永敬、劉天台、劉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蒼龍等,都因貧寒無以爲生,被迫結捻起義,成爲捻軍的首領。除了捻軍,河南的聯莊會,山東的長槍會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壽,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與當權勢力發生激烈衝突,才鋌而走險,發動起義,後來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來的。自發造反,胸無大志,缺少政治意識和政治目標,這是捻軍人物的共同特徵。正因爲如此,他們無法團結起來,形成堅強、統一、浩浩蕩蕩的武裝力量,去共同奮鬥,完成歷史賦予他們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裝與地域集團
長期以來,宗族、幫會、社團是民間社會的三大組織形式,對於基層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發揮着重要功能,也是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近代農民起義除了幫會,如天地會、拜上帝會、白蓮教會起着重要的組織發動作用(後期的維新、革命運動則以社團起組織發動作用),宗族組織(以族姓宗祠爲核心的血緣性集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捻軍起義就是這樣組織發動起來的。宗族(家族)是結捻的紐帶,擴大一點爲宗親集團。宗親集團以人成軍,舉家舉族從軍。以人成軍是宗親集團(宗族武裝)的支柱,人存軍存,人死軍潰。與宗族武裝緊密聯繫的是地域集團。捻軍起義初期,黃旗捻軍以張姓爲核心,分佈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藍旗捻軍以韓、劉、李、任、陸、張等姓族爲主體,以順和集爲中心,地處毫州與宿州之間,其中以劉姓實力最強,地域最寬。白旗捻軍的姓族也較多,包括龔、孫、江、王、葛等,地處雉河以南。黑旗捻軍姓族更多,包括蘇、王、宋、劉、李、楊等,地處雉河集西北。紅旗捻軍力量小,地域狹,影響也小。這些地域性集團只是鬆散的聯合,以大宗族爲核心。後來,地域性的五旗捻軍連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軍,以宗族爲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頭(宗族武裝)。只有張、龔、蘇3個宗族集團結成鞏固的聯盟,長期戰鬥在一起(龔、蘇白、黑旗捻軍中的其他宗族武裝後來也紛紛出走,形成新的集團),也是捻軍的核心力量。
這種宗族武裝和地域集團是原始的,落後的,具有很大的落後性。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歷史傳統,構成各式各樣、分散獨立的宗族社會和地域集團。這既是鄉村社會的顯著特點,也是農民軍山頭主義、小集團意識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蝕性和破壞性。數十支捻軍、數十萬捻軍隊伍,不但走不到一起來,形成強大的軍事集團,而且互相爭鬥仇殺,鬥得你死我活,結果被敵人各個擊破。爲什麼捻軍起義時期,互相仇殺的、坐山觀虎鬥的、叛變投敵的、腳踏兩邊船的那麼多,這既是農民意識,尤其是流氓無產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團意識的幽靈在作怪。捻軍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十分濃厚,只有自己小山頭、小集團的利益,對外採取極端的排斥態度,姓族與姓族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旗與旗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相互對立,發展到了互相仇殺。就是在與清軍作殊死搏鬥時,爭奪仇殺時常發生。“劉餓狼事件”並不是什麼“怪事”,後果只是自毀長城,自掘墳墓。多少捻軍首領就是這樣被自己人出賣,而走上斷頭臺,這種對立和衝突一直延續到捻軍失敗,血的教訓誰都不去總結吸取,寧肯自取滅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窮光蛋”
捻軍歌謠裏有“窮了多少日子主,發了多少窮光蛋”的唱詞。在皖北,“日子主”是對財主的稱呼。捻軍起義後,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擊,或被殺,或逃亡,或成了窮光蛋。捻軍首領中大量是“窮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軍的基本隊伍則是“窮光蛋”。“日子主”轉化而充當捻軍首領,如張敏行、張樂行兄弟,家有四、五頃地,分家後仍各有數十百畝。張樂行還開過糧行、糟坊、雜貨鋪,擺過賭場,販過私鹽,家有傭工、丫頭,可謂不大不小的財主。張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頃地,佃戶傭工一大批。張振江也是個小財主,家有頃把地。可以說張姓黃旗旗主大多是財主出身,不過有大小之分。陸遐齡是地方有名的財主,又出身書香門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爲一方豪強。蘇天福稍有土地,開過粉坊,賣過油,販過羊,是個小財主、小商人。王貫三稍有財勢,也是武秀才,在當地聲望不小。趙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韓奇峯是個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頃,在地方上聲望不小。江臺凌家有兩頃地,本是個“日子主”,二哥還是個文生秀才。孫葵心有一、二十畝地,略有家財。紀倫有兩頃地,築有很大的圩寨,本人還當過清軍小頭目。張朝階祖上是書香門第、富貴之家,本人還有三頃地。葛蒼龍是有名的“鹽趟主”,給地方官吏當過“保鏢”。張龍、陳大喜既當過團練小頭目,家財亦富有。其他農民軍首領“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聯莊會、山東長槍會的頭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財有勢的人物,又是團練頭子,只是在與地方官吏、反動團練的衝突中反抗起義的。幅軍中的孫化祥充過巡役,販過私鹽,有財有勢。劉淑愈還是個進士。文賢教軍中的董乾儒是個舉人,宋繼鵬辦過團練,任團長。淄川起義的劉培德中過秀才,組織過團練。黃崖教軍中的張積中還是太谷學派的領袖。這些“日子主”們並沒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造反精神,並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當個叛逆。他們結捻起義併成爲主要首領既是逼出來的,也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產物。一種情況是在與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強、團練頭目以及官府的激烈衝突中結捻起義,如陸遐齡、張樂行、蘇天福等。一種情況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團練、官府的壓迫結捻起義,如張龍、陳大喜、江臺凌、紀倫等。一種情況是被他人擡起來,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韓奇峯等。他們沒有政治抱負和志向,也沒有這種意識,因此影響了後來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無法正確處理錯綜複雜的局面。捻軍首領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窮光蛋”(貧苦農民),也有不少的流氓無產者。貧苦農民出身的,如龔得樹、侯士偉、劉永敬、劉天台、劉玉淵、劉學淵、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們地無一壠,房無一間,靠當傭工及一些不正當職業維持生計。他們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識。但他們沒有政治意識和覺悟,只是爲了生存,爲了復仇,爲了暫時改變自己的地位或處境。其他的很少考慮過,更不會意識到應該造誰的反,怎樣造反。像李昭壽一類流氓無產者,苗沛霖一類窮秀才,稍有一點政治頭腦,但一己之利把他們引向邪路,反覆無常。苗沛霖兩次“抗清”,一圍壽州,二圍穎州,只是挾狠報私仇,殺仇人(如孫家泰、徐立壯、李華南),當然也包括對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憤恨,其中挾私鬥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壽爲了狹隘的私利,左右搖擺,甚至可以殺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與苗沛霖也發生火併。在他們眼裏,沒有固定的敵人,沒有固定的朋友,隨時可以反噬,當然也就沒有不敗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