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顧茅廬”這事確實是真的，諸葛亮的《出師表》有交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三國志》的“諸葛亮傳”也有交代：“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三國演義》更是濃墨重彩地描述了一番，從第三十六回到第三十七回，足足寫了數千字，各種文學手法紛至沓來、精彩紛呈，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三顧茅廬”，《三國演義》的精彩要打不少折扣。
爲什麼要把史料上不過二十個字的記錄寫得這般細緻入微?表層原因很簡單，小說家就是想要吸引讀者，所以大費筆墨;技術原因也不復雜，對史上最牛軍師出場前進行鋪墊、襯托、增強懸念等。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呢?大家注意到沒有，在小說第三十五回，劉玄德躍馬檀溪之後，扣人心絃的追殺情節一過，峯迴路轉，畫面忽然變得優美、恬靜、閒散。在山林幽深處，劉備遇見了鬆形鶴骨、彈琴自適的水鏡先生，完全進入了另一種境地，實際上也是進入了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領域——隱士文化、高士文化。一向主張積極入世，要伸張正義於天下，一生爲了這個目的四處奔波、嘔心瀝血的劉備與超然世外的隱士文化相遇了。
爲什麼要安排劉備見這些個與治國安邦毫不相關的人物呢?這種寫法其實是爲顯示中國文化的多樣性，表明其既有積極入世的一面，也有高隱山林、獨善其身的一面。三國文化也不只有徵戰沙場、足智多謀的一面，還有飄逸慵懶，清高超脫的一面。不管是什麼時期，中國的文人士大夫，都會表現出這兩種精神面目。這樣的三國，纔是一個全面而多元的三國。
總而言之，這是中國人對於人生和歷史的一種態度，即進得去，出得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來從另一個高度看問題。這種一出一隱的智慧並不是互相矛盾的，事實上，當時的南陽就是一個巨大的人才儲備庫，只不過儲備庫裏的人才往往又以隱者的面目出現。劉備碰到的那些閒散高人，既是隱士，同時也都是能治國安邦、行軍佈陣的人才，例如諸葛亮、龐統、鄧艾等。
這兩種文化往往是一種精神的兩個面，出世也好，入世也好，都保存一種高尚的精神。
關於這些隱士的情節，正好呼應了前面那首詞(儘管是後來加上去的)所描繪的：“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中國文化的傳統，既有英雄主義的激昂，又有看淡風雲、我自瀟灑的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