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趙頊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爲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爲始。”
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爲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範鎮認爲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範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 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
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編纂《資治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