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羣雄紛起，逐鹿中原，最終獲勝的卻是被稱爲“贅閹遺醜”的曹操，這在世家大族操縱政局的歷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費解。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他招攬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爲一流的謀臣策士，荀彧屢呈妙計，出奇制勝;作爲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協調，疏通曹操與大族名士的關係，穩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跡，評論其得失，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瞭解曹操由弱變強的發展過程，進而從一個側面揭示曹操與東漢大族的關係，糾正一些傳統看法的偏失。《孟子·萬章》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本文評論荀彧，以知人論世爲宗旨，不做簡單之價值評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兗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163-213)字文若，潁川潁陰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1]。東漢之世，大族名士操縱社會輿論，家資、門第對士人的前途影響甚大。荀彧有這樣的家資作爲憑藉，其未來仕途當然會一帆風順，《三國志》本傳上載，南陽何顒順便稱其爲“王佐才也”。中平六年(189)，彧舉孝廉，拜守宮令，再遷亢父令。但就在此時，洛陽政局發生了變化，先是袁紹誅滅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陽，以至引發了關東地區的武力反抗。其時冀州牧韓馥是潁川人，荀彧攜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紹已奪取韓馥之位，紹爲汝南人，也信重河南鄉里，“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2]。董卓西遷後，關東豪傑失去了共同的敵人，以至爭城奪地，“以還相吞滅”[3]。在這種紛擾混亂的局面中，廣大士人無不反覆思量，進行着關乎未來命運的選擇。在諸多軍閥中，袁紹聲名最著、實力最強，而曹操勢單力薄，還沒有形成自己穩固的基地。我們知道，曹操早年軍事勢力的發展一波三折，很不順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於他出身閹宦家庭，缺乏社會基礎，故其內心頗覺自卑，[4]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諱地說“本志有限”，又“常自損”，反董卓之亂時，初次募兵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揚州，險些喪生，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遷後，操爲奮武將軍、東郡太守，尚須仰仗袁紹的支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荀彧卻由袁紹幕下轉投曹操，這確是一個出人意料的選擇。
荀彧“明有意數”，他做出這一選擇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纔會下定決心，而絕非一時衝動。仔細分析起來，有如下二點原因：一是苟彧“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佑之義”[5]，但袁紹卻不以漢廷爲意，多有僭逆之舉，曹操對袁紹等人在反董卓時擁衆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深表不滿，屢“責囔之”，[6]並以五千之兵出擊滎陽，險些喪生，從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二是就個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紹不善任人，“終不能定大業”。[7]正是這兩點因素，決定了荀彧的取捨。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極，說：“吾之子房也”。此後，從初平二年(191)至建安十七年(213)的20餘年間，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謀臣，在他的輔助下，曹操逐漸走上了統一北方的征程。
曹操在兗州鎮壓黃巾餘部，起初頗得兗、豫豪傑鮑信、張邈、陳宮等人支持。但興平元年(190)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謙，張邈等倒戈，迎立呂布，“兗州諸誠皆應布”，“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9]當時荀彧爲兗州留事，他以智謀勸退豫州刺史郭貢，穩定鄄城，又命東阿人程昱曉諭東阿、範城守將，“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此役倉卒，全賴荀彧冷靜處置。如果兗州失守，曹操進退兩難，必將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之中，即使不被消滅，也會淪爲散兵遊勇，難有作爲。
此一事變，出於肘腋，說明曹操在兗州
的統治很不牢固。張邈、陳宮本與曹操親善，《三國志·呂布傳》載邈與袁紹有隙，紹命操殺邈，故“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其實，這只是表層原因，以兗州豪傑皆反，“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的情況看，其中必有深層原因。據田餘慶先生考證，“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殺了曾做過九江太守的邊讓，得罪了世家大族”[10]。史稱曹操殺邊讓，“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11]。這裏明確揭示了曹操殺邊讓的危害及其在兗州統治的危機。
面對這種局勢，必須對症下藥，調整相關戰略和政策，以圖再舉。在這方面，荀彧深謀遠慮，在制定新的規劃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興平二年，陶謙病死，曹操本想借機攻徐，彧爲之計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今雖殘破，猶易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12]
在這裏，他明確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戰略方針，詳陳擊破呂布的戰術安排，堅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棄攻徐之策。毫無疑問，此前曹操對未來局勢並無明確認識，頭腦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標誌着曹操勢力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此後，曹操在兗、豫一帶收編軍隊，招攬士人，協調與大族的關係，興辦屯田，遣使入關貢奉，從而聲名日著，成爲一支重要的割據力量。
迎奉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
曹操雖轄有兗州，着力招攬士人，但“贅閹遺醜”的身份一直制約着其事業的發展。如何才能改變形象，與袁紹等人分庭抗禮呢?曹操一直爲此而努力。從其發展歷程看，其處境發生根本性轉變，應該說是在建安元年(196)迎奉漢獻帝都許之後，而迎奉漢獻帝，荀彧發揮了重大作用。
衆所周知，東漢王朝在黃巾起義後，早已名存實亡。漢獻帝又爲賊臣董卓所立，先被挾持到關中，受制於李嶒、郭汜之手，後又被白波賊楊奉等挾持到河東。在這種情況下，關東諸多軍閥都有條件迎奉漢獻帝。清代學者王先謙在《後漢書集解》卷73校補上便說，當時袁紹、袁術、公孫瓚、劉表諸人“皆嘗雄視一時”，其力量足以“匡正帝室”，而“(曹)操之勢尚微”，不能與諸強爭先。但袁紹等以爲漢運已盡，急於取而代之，袁術便是最早稱帝號者。這便給曹操提供了一個機會。早在初平、興平之際，毛玠便建議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同時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13]胡三省曾說：“(曹)操之所以芟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14]這是就謀略而言，但實際上當時曹操在兗州立足未穩，還無力付諸實施。此事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是在興平末年。當時獻帝自河東還洛，曹操議迎天子，但幕中發生分歧，有人以“山東未平”爲由，極力反對，曹操猶疑未決。在此關鍵時候，荀彧力排衆議，主張立刻迎奉獻帝。他指出：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爲累，明矣。……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
在這段對話中，荀彧力陳迎奉天子是“從民望”、“服雄傑”、“致英俊”的關鍵，是“大順”、“大略”、“大德”之舉，這在歷史上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果然，曹操親赴洛陽迎奉獻帝都許，“挾天子以令諸候”，取得了極大的輿論優勢，爲其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如所周知，東漢王朝雖名存實亡，但兩漢綿延數百年，倡行儒學教化，士人尤重名節，出處去就無不講求儒家道德規範。就東漢末年的情況而言，誰擁戴漢獻帝，誰便取得了“名份”，追隨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節之憂，從而獲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對此，王夫之便感嘆“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維持也大矣”[16]。當然，在王朝更迭之際，真正殉難守節者畢竟是少數，那些操縱權柄的軍閥更無忠義可言，關鍵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說：“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17]。王夫之說得更明白，“夫無君之心”，曹操無異於袁紹，“操之勝也，名而已矣”。
漢獻帝既然只是一個工具，那就有一個利用的問題，利用得好，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弄巧成拙。董卓、李嶒、郭汜等都挾持過漢獻帝，非但沒有獲取多少讚譽，反因凌辱天子而遭唾棄。袁紹恐怕也正是看到這一點纔有所畏懼的。但從曹操的情況看，他對獻帝這張牌使用得很成功，而這一功效的取得，與荀彧居中協調關係甚大。獻帝都許後，荀彧任漢廷侍中、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19]。荀彧作爲大族名士的“首望”、漢廷的宰輔和曹操的謀主，成爲聯結士人與曹操的紐帶、溝通漢廷與曹幕的橋樑，有效地協調其間的關係，化解其間的矛盾。正因爲如此，曹操迎奉漢獻帝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袁術之謀士張承、公孫度之謀士涼茂，呂布之謀士袁渙等都以爲曹操“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20]。其他如關隴、河北、荊襄和江南諸地人士都有類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紛紛投歸許都，[21]出現了“是時許都新建，賢士的這使得曹操大夫四方來集”[22]的情形。如王朗、華歆、陳羣等中原勝流都是在此前後歸附曹操在人才的數量與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了袁紹、劉表諸人，並且取得了正統名份，而其他割據者皆淪爲偏霸與僭逆，只有坐以待斃了。
舉薦士人：協調曹操與大族名士的關係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纔是舉，明確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用人方針，以破除漢末尚名背實，朋黨交結的弊失，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以往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片面化的傾向，以爲曹操推行“唯纔是舉”是專用來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與大族似乎水火不容。這是簡單化的不正確的看法。
東漢之世，世家大族一直處於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種特權。隨着東漢王朝的瓦解，各地區的大姓豪傑之士成爲割據政權的社會基礎，割據者必須爭取他們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則其割據便難以成功。這樣，曹操也必須注意招攬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殺一邊讓而舉郡皆反的悲劇。因此，他雖力行“唯纔是舉”，但“只能從大姓、名士中選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薦他所需要的人才”[23]。依我之見，曹操與世族名士的關係總的說來是以合作爲主，這不是故意曲爲之解，只要我們將當時其他割據者與大姓名士的關係略作考釋，便會明白這一點。如袁紹雖爲大姓子弟，但割據河北“徵北海鄭玄而不禮”，又“逼玄隨軍”南征，還責命曹操殺楊彪、樑紹和孔融，[24]至於誅殺田豐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孫瓚據幽州，“多所殘害”;“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25]“纘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26]。公孫度據有遼東，對郡中大姓“皆以法誅，所夷滅者百餘家，郡中震慄”，甚至掘冢焚屍，以泄其恨。[27]陶謙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趙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見疏”，或以諫爭“拘執”，“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28]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29]，所謂“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據田餘慶先生考證，孫氏兄弟先後誅殺了許貢、盛憲、周昂、周昕、周顒、王晟、沈友、高岱等。[30]如再追述孫堅攻殺王容、孫策害陸康的史實，可以說孫氏父子雙手沾滿了世族名士的鮮血。
與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過類似的舉動，如他先後殺害過邊讓、孔融、楊修等名士，但並沒有像公孫瓚、公孫度、陶謙等人那樣，始終以大族爲敵，以斬盡殺絕爲快，而是盡力招攬士人，爭取他們的合作。曹操這樣做，除了有漢獻帝都許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點因素。其一是他本人雖有閹宦家庭的背景，但他進入過太學，受過良好的教育，與士大夫階層多有共識，並一再得到橋玄、何顒、許劭、李纘、王俊、袁紹等人的獎掖與好評。[31]故唐長孺先生說：“(曹操)雖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擠入了名士行列”[32]。這使得曹操能夠與名士交結與溝通。而另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關鍵時刻勸阻曹操，以免發生過激之舉，如阻止曹操拘捕楊彪。更重要的是他從長遠計，大量引薦名士進入曹操幕府，逐漸改造曹操政權的性質。曹操收羅人才，荀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荀彧的特殊身份與舉薦之力，曹操絕不可能網羅那麼多的大姓名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