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國時,開國功臣的後代們都在幹嘛?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大明王朝不是一天建成的。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貧民發家，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最終力摧豪強，驅逐胡虜，平定天下。
這一切，離不開其手下衆多能人志士、精兵強將的輔佐。
明洪武年間，朱元璋兩次大封功臣，一次是洪武三年(1370年)，徐達、李文忠等名將徵西、徵北凱旋而歸，朱元璋封徐達等六人爲公，湯和等二十八人爲侯，劉基爲誠意伯。另一次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平西番功”封沐英爲西平侯，留滇鎮守，兩年後再封藍玉等十三人爲侯。
起初，朱元璋表現出對老部下們優待有加的誠懇態度，明確了爵位承襲制度，許諾公侯皆世世承襲，賜誥命與鐵券，又與部分功臣聯姻，甚至將一些功臣之子帶到身邊培養。鄭國公常茂是常遇春長子，年紀尚幼，朱元璋爲表關愛，特許他若以後無子，爵位兄終弟及，並讓他與皇子們共同讀書、飲食。
此時的朱元璋可謂相當仗義，跟着老朱幹革命，榮華富貴享不盡。
可是，政治風雲變幻，在明朝200多年的歷程中，這些功臣家族的命運和表現又都如何呢?
伴君如伴虎，開國功臣家族的好日子沒過多久就到頭，遭到了朱元璋和朱棣的打壓。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案事發，牽連者多達上萬，開國功臣家族的鼎盛時代宣告結束。許多勳臣徹底退出政治舞臺，家族就此衰落。
靖難之役，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長興侯耿炳文父子、誠意伯劉基之子劉璟等爲代表的開國功臣家族又在政治站隊上選擇了建文帝，名字都讓朱棣記在小本子上，就等着秋後算賬。朱棣奪位後，這些家族勳臣大多遭到清洗，被削奪爵位，甚至淪爲平民。
▲明成祖朱棣【劇照】。
雖說李景隆在靖難之役爲朱棣送上了“神助攻”，被建文帝拜爲大將軍後，面對燕軍屢戰屢敗，又在燕軍逼近南京時開金川門迎敵，導致南京失守，實爲朱棣一大幫手。
但公事公辦，李景隆在永樂年間還是遭到罷黜，貶到遼東戍邊。到宣德四年(1429年)李景隆去世，昔日顯赫一時的曹國公家族遷回南京，家屬僅剩14名，還被監禁在錦衣衛鎮撫司，二十年後才被開釋。
明代勳臣家族退出中樞之後，處處受到節制，反而不斷激發參與政治的慾望，一心想投入到權力的遊戲中。哲學家羅素說，最渴望權力之人就是最可能獲得權力之人。直到遇上一個一心想鞏固權力的皇帝，他們終於重回歷史舞臺。
1521年，嘉靖帝以外藩入統繼承皇位，極力拉攏各方勢力，其中就包括勳臣家族。他恢復洪武、永樂年間被削奪的李文忠、常遇春、劉基、鄧愈和湯和五家勳臣爵位，並給予實權。
明代中期本來已經形成“禁勳臣預九卿事”和“以文統武”的格局，勳臣只是保有尊貴身份的寄生階級。這羣不務正業的紈絝子弟，只知聲色犬馬，政治能力難以恭維，可在嘉靖的默許下，他們逐步參與國政。
尤其是武定侯郭勳和咸寧侯仇鸞，這兩個功臣後代在嘉靖的支持下作威作福，壓制羣臣。
郭勳是明朝開國元勳郭英的後代，他在“大禮議”中表現積極，爲嘉靖追加生父尊號宣傳造勢，從而取得皇帝信任。他又投皇帝所好，引薦道士幫嘉靖煉丹。
郭勳得寵後，經常排擠衆臣，上書彈劾政敵，一旦有文臣反對他，郭勳便加以猛烈抨擊，嘉靖帝看了直點頭。
就是佔座位，郭勳比起高鐵霸座男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明代殿試後，朝廷按例要在禮部爲新科進士舉辦恩榮宴。有一次，嘉靖命郭勳在恩榮宴中列主席。禮部官員就不同意了，和郭勳就席位問題產生爭執。郭勳自然不肯退讓，“要麼你自己站着，要麼坐到那個座位去”。嘉靖知道後，仍讓郭勳位列主席，眼神滿是寵溺。
郭勳懟完禮部，又去招惹兵部，在武舉會試上，郭勳要求列座於兵部尚書之上，兵部官員又跟他爭吵。嘉靖帝還是迴護郭勳，同意他的說辭，郭勳囂張之勢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郭勳還私吞公款以數十萬計，“在京店舍多至千餘區”。
由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庚戌之變”中以大同總兵身份領兵勤王，而得到嘉靖長期寵信的仇鸞也是恃寵跋扈之輩。他憑藉提督京營的便利，長期私通蒙古，向各邊守臣索賄，同時期的文人高岱在《鴻猷錄》一書中直言仇鸞“不過竊一時之權，以肆其毒”。
▲嘉靖帝朱厚熜【劇照】。
到隆慶、萬曆時期，朝中勳臣腐敗墮落的現象變本加厲。
“嗜慾者，逐禍之馬也”
同樣在嘉靖朝得以續封的誠意伯劉世延野心勃勃，緊隨郭勳、仇鸞之後，總是想在朝中佔一席之地，玩命刷存在感。
誠意伯家族的祖先很牛掰，是被後世贊爲“帷幄奇謀，功冠有明一代”的劉伯溫，可這個家族在明朝後期卻很窩囊，不僅腐敗無能，還在晚明黨爭中瞎摻和。
劉世延爲提升政治地位，見魏國公徐鵬舉(徐達後人)家中堆金積玉，幼子徐邦寧富比王思聰，就有意與其結爲親家。
隆慶三年(1569年)，劉世延受徐鵬舉賄賂，答應幫助他打通關節，讓徐邦寧替代徐鵬舉的長子徐邦瑞入國子監讀書，以承襲魏國公爵位，謀取以後結爲姻親。
此事很快被吏科揭發，經吏部覈實，劉世延以金銀珠寶賄賂南京國子監祭酒進行暗中操作，從而引起魏國公二子之爭。案件真相大白，劉世延被勒令罷職閒住。
然而，這個糟老頭子壞得很，一生數次被勒令罷職，很快又因優待勳貴政策而復爵，跟鬧着玩似的，甚至還是挑動黨爭的罪魁禍首之一。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後，御史丁此呂上書彈劾禮部侍郎高啓愚，稱其在主持南京會試時，以“舜亦以命禹”爲題，有勸張居正篡位的嫌疑。
這一事件揭開了萬曆清算張居正的序幕，還牽涉到時任內閣首輔申時行等人，一時朝野震動。長期被壓制的朝臣對已去世的張居正羣起而攻之，晚明黨爭的態勢正是在此時形成。
《明實錄》等史料顯示，丁此呂彈劾“舜亦以命禹”一事正是出自劉世延的授意。劉世延從中作祟，攪動各黨之紛爭，想坐收漁翁之利，也使勳臣集團捲入晚明黨爭之中。
作惡多端的劉世延，最終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被人彈劾長期魚肉鄉里，草菅人命，再次被勒令回籍閒住。
劉世延至此還不悔改，拿出勳臣的“護身符”，叫囂着：“我有鐵券，捶死一人納一可免，誰難我者!”忍無可忍的萬曆帝最終將其下南京刑部獄治罪處死。
劉世延妄議朝政，是誠意伯家族在晚明變局中胡作非爲的開端。到了其曾孫劉孔昭一代，竟與其他功臣後代依附閹黨及其餘孽，與東林黨爭鬥不休。
根據抗清志士夏允彝回顧，明末黨爭中“攻東林者，始爲四明(沈一貫)，繼爲元趙，繼爲魏(忠賢)崔(呈秀)，繼爲溫(體仁)周(延儒)，又繼爲馬(士英)阮(大鋮)”。
在這四個階段的黨爭中，以誠意伯爲代表的部分勳臣家族幾乎全部參與其中。
▲魏忠賢【劇照】。
魏忠賢得勢時，這些擁有高貴出身的開國功臣之後，也對魏閹點頭哈腰，加入爲魏忠賢建生祠的隊伍中。
李遜在《三朝野記》毫不留情地揭露當時勳貴的醜態，並不禁感慨：“勳戚之建祠，獨何心乎?……今乃齊心擁戴，罔念國恩，生何以顏稱世臣，死何以對二祖列宗也!”
這些世受皇恩的能臣名將之後，在朝政混亂之時，不僅沒有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反而爲了自身利益，順勢向權閹低三下四地獻媚，毫無報國的使命感。李遜心中的憤怒可想而知。
天啓一朝，勳臣大多投靠閹黨，到了崇禎年間，誠意伯家族的劉孔昭繼續和閹黨餘孽沆瀣一氣。而崇禎與嘉靖帝一樣，在非常時期繼承大統，也不得不拉攏勳臣在內的各方勢力。
崇禎即位後，內憂外患加劇，他給了勳臣機會，要求他們“實心立事”，並授予重任，如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任命劉孔昭擔任提督操江。這一職務長期掌握着江防實權，這也爲劉孔昭在南明弘光朝廷立足埋下伏筆。
直到明朝覆滅前夕，崇禎命勳臣鎮守南北各地，企圖依靠他們建立一個從南、北兩京連接江、淮的防禦體系，已做好決戰或南遷的準備。
▲崇禎帝朱由檢【劇照】。
崇禎對這些勳貴寄予厚望，可他們經過兩百多年的腐化，實在是不堪重用，只能讓他失望。當年朱元璋用他們的祖先打下江山，如今他們卻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祖輩的基業毀於一旦。
有的勳臣完全沒上過前線，毫無才幹卻飛揚跋扈。
襄城伯李守錡(朱棣部將李濬之後)接過提督京營的重任後，縱使士兵肆掠，行徑如同盜賊，讓城外百姓不得安寧。他的兒子李國楨更是一個傲慢無禮的官二代，有辯才，卻沒絲毫軍事才能，崇禎居然還認爲他是個人才。李國楨連最基本的禮法都不知，每逢皇帝下詔，其他大臣都跪奉，唯獨李國楨站在一旁，沒文化真可怕。
李國楨還向朝廷謊報，稱京營兵力雄厚，唯有糧草不足。等到李自成的軍隊兵臨城下，崇禎才從前線逃回的太監口中得知，京營早就四散無人了。
這些公子哥真是實力坑隊友。
不過，李國禎還是個有氣節的勳臣。北京城破之日，崇禎帝自殺殉國，李國禎以泥塗面，摘去頭巾，跪在宮前大哭。他被農民軍抓去見李自成，“以頭觸階，血流被面”，最後追隨崇禎，自縊而死。
至於留在城中的勳臣，如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多被俘或投降，等待他們的命運，是被起義軍追贓、拷問和處決。
崇禎十七年(1644年)，隨着北京失陷，明朝宗室和勳貴四下逃亡。
此時，聚集在南京的勳臣不僅沒有爲國盡忠，反而與奸臣馬士英、阮大鋮勾結，爭權奪勢、排除異己，使朝堂烏煙瘴氣。
馬士英、阮大鋮是同科進士。崇禎初年，阮大鋮因曾經依附閹黨而遭到罷黜。流寓南京後，爲人自負的阮大鋮喜好談論兵事，自視才高，但仍遭到東林士人的排擠。適逢馬士英因貪污受賄而被貶南京，二人有同年之誼，又同病相憐，自然結爲莫逆。
福王朱由崧進入南京後，提督操江的劉孔昭和衆多勳臣都想在擁立的功勞簿上分一杯羹，於是迅速向馬、阮等人靠攏，和他們一起慫恿福王即皇帝位，以圖邀功請賞。
昏庸的福王最終在南京羣臣和江北四鎮的擁立下建立弘光政權。
勳臣們不顧朝中危機，不遺餘力地撈取政治資本，一心想要恢復祖上曾擁有的權力。劉孔昭甚至圖謀入閣參政，以史可法爲首的東林勢力當即反對，稱明朝沒有勳臣入閣的先例。
劉孔昭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勳臣對東林勢力早已恨之入骨，掌控權力的慾望不減反增，既然自身無法參政，就只能依附於權臣。劉孔昭因勳臣的身份入閣受阻後，就將希望放在盟友馬士英身上。
馬士英最初並沒有入閣，卻有擁立之功，掌握着大權，且未入“逆案”， 雖與阮大鋮私交甚密，名義上不是閹黨。於是，劉孔昭對文官集團抗議：“即我不可，馬瑤草有何不可?”
衆臣無言以對，馬士英得以躋身內閣，直至首輔，弘光政權一時形成以史可法爲中心的東林勢力和以馬士英爲首的奸黨勢力相抗衡的狀態，無力地支撐着半壁江山。
馬士英發達之後，沒有忘記老鐵阮大鋮。在勳臣安遠侯柳祚昌的“舉薦”下，阮大鋮由馬士英起用，正式入朝。
傾向東林的文官們立馬氣炸了，指摘阮大鋮的閹黨身份。以劉孔昭爲首的勳臣則極力協助馬、阮，攻擊東林，彈劾異己。
自萬曆年間興起的黨爭在搖搖欲墜的弘光朝廷再度上演，依附於馬、阮的勳臣在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阮大鋮被起用的同時，與史可法並稱“南中三賢相”的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二人被罷免。
此後，東林黨人逐漸離朝，阮大鋮與馬士英一味禍亂朝綱，勳臣不斷舉薦奸黨入朝以填補空缺，將弘光政權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
劉孔昭爲了一己私利，不顧朝廷安危，他編造“循良卓異”的名目進行舉薦，其受薦者中有一人名叫馮大任，諷刺的是，這個人竟以“贓私狼戾”著稱，早已被戶科所彈劾。後來，劉孔昭又推薦錢位坤，稱其“忠實可信”，而錢其實是曾投降李自成的逆臣。
弘光政權招攬這樣的人才，那還得了，註定難以長久。
大明王朝也不是一天滅亡的。
在弘光朝廷，黨爭不休，只要投靠馬、阮，就能躋身朝堂。以劉孔昭爲代表的勳臣家族不但沒能追隨祖先遺風，成爲挽救弘光政權的中堅力量，反而成爲了新一輪黨爭的主力軍，更加劇了其覆滅。
勳臣們終將“山河帶礪”之誓棄之不顧。當清兵南下，南京防線崩潰時，弘光帝和馬士英等權臣四散逃命，劉孔昭泛海出走，不知所終。
留在城中的忻城伯趙之龍率領魏國公徐允爵(徐達後人)、臨淮侯李祖達(李文忠後人)、靈璧侯湯國祚(湯和後人)等勳臣組成熱情的歡迎隊伍，向縱馬橫刀攻進南京的清將多鐸投降。多鐸喜不自勝，授予趙之龍清朝爵位三等阿思尼哈番。
前朝的勳貴，就這樣拜倒在滿清豫親王的腳下。在兩百多年的歲月裏，他們沉迷享受，當政權鼎革，果斷投奔新主，只想在新王朝繼續保留自己的貴族地位。
▲《多鐸得勝圖》。
只有少數勳貴，直到明亡仍秉持正義、忠貞不屈。
懷遠侯常延齡是常遇春十二世孫，在弘光朝廷時從不向馬、阮卑躬屈膝。
阮大鋮入朝時，常延齡不願爲虎作倀，堅決反對，奏稱：“阮大鋮這個人，是閹黨分子。魏閹被誅，阮大鋮就算跟着受刑也是死有餘辜。如今僅僅是禁錮終身，已經是極大寬容了，怎能再度起用?。”
常延齡仗義執言，反而引來奸臣的忌恨，不得已解任而去。弘光朝廷覆滅後，常延齡與家人在南京城外灌園種菜，以一介布衣之身度過餘生。
他雖然無法像祖上常遇春一樣，率領十萬兵馬，北伐中原，縱橫天下，但在清朝仍以明臣自居，清貧度日，不爲五斗米折腰。乾隆年間，常延齡已去世多年，文人們爲稱讚其氣節，一時競賦《開平王孫種菜歌》以作紀念。
疾風知勁草，烈火試真金，何爲真正的貴族?當然是常延齡這樣赤膽忠心之人，而非劉孔昭等趨炎附勢之輩，後者只知坐享富貴、腐敗墮落，最終成爲摧毀大明王朝根基的一股腐朽力量。
只願天下能有更多如常延齡之清流，而少一些如劉孔昭之小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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