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於臨川(今江西撫州臨川)，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大一些，便跟隨父親宦遊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他的文章，立論高深奇麗，又能旁徵博引，始終有移風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讚賞。宋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登楊寘榜(此次楊寘爲進士第一名，故以楊寘命名此次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後，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爲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他在任上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爲由，予以拒絕;歐陽修舉薦爲諫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再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爲由，任命他爲羣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今江蘇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書》，以封建國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職責爲根據，提出在救荒時各自應該完成的工作。他講道:“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有學者認爲董煟提出了系統的賑濟學說理論，特別提出了對殘疾人羣體的救助，爲後世的救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宋代還特別注重倉儲在救災救濟中的作用。歷代出現過的倉儲形式在宋代幾乎都曾設立過，如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另外還有廣惠倉、半儲倉、平餘倉則是宋代的創舉。這些倉儲形式對救濟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羣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下詔設置廣惠倉，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調爲度支判官，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爲癥結的根源在於爲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爲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此後，朝廷多次以館閣之職委任王安石，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爲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以致朝廷屢次想對王安石委以重任，都擔心其不願出仕。後來，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他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也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爲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爲立法不該如此，並據理力爭，遂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因母親病逝，王安石便辭官回江寧(今江蘇南京)守喪。
宋英宗繼位後，屢次徵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爲由，拒絕入朝。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爲江寧知府，旋即詔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