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上面所引的這段話很著名了，有許多人應該會背誦。它出自魯迅散文“《吶喊》自序”。
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這是魯迅一生的起點，也是他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之所以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同魯迅祖父周介孚的科場案有關。
周介孚(1838-1904)，名致福，又名福清，字震生，介孚，號梅仙。浙江紹興人，生於1838年1月22日。
周介孚，是一位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29歲考中舉人，33歲考中進士，欽點爲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散館”，奉旨任江西金溪知縣。戴了三年多縣老爺的烏紗後，因與上級不和，1878年被彈劾免職。1879年經李慈銘指點，“賣田捐官”，以後一直在京候補，直到1888年50歲的時候才得了個內閣中書的實職。
1881年，魯迅出生，作爲周家的長房長孫，魯迅的出生無疑是一件大事。不過，當他呱呱墜地時，祖父周介孚並不在老家而是在京城候補。
(魯迅父親)
據說，當魯迅出世的消息傳到京城時，恰逢同爲翰林的張之洞來訪，周介孚於是給新生兒取小名“張”，學名則根據同音取“樟壽”，字爲“豫山”，這也是魯迅真正的原名原字。
1883年，周介孚由京返鄉探親，這也是魯迅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祖父。
魯迅少年時期，周介孚仍舊在外爲官，他再一次回鄉時，已經是十年後的1893年了。這一次，他是回家丁憂，魯迅的曾祖母去世了。
這一年，魯迅13歲，這一次是魯迅一生中與祖父相處時間最長的一次。
這一年恰好是慈禧太后六十歲大壽。按慣例，甲午(1894)年要開恩科，故鄉試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這次恩科鄉試成了周家“從小康而墜入困頓”的轉折點。
準備參加鄉試的紹興秀才得知由京城來杭州的正主考官殷如璋與周介孚是同年(鄉試會試同榜登科者)，就不斷有人來求周介孚利用這一關係打通關節，紹興的馬、顧、陳、孫、章等五個家中有錢的秀才更是湊足一萬兩銀子，託周介孚去送給殷如璋，以買通關節、鄉試中舉，並答應事後會給周介孚一些酬報。
周介孚深知這件事非同兒戲。可是，他與這五家都沾親帶故，再加上考慮到自己的兒子周用吉(字伯宜，魯迅的父親)雖已是秀才，但接連幾次鄉試都未能中舉，現在既然五家人願意出銀萬兩，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說情，便可省去一份賄銀，當然是一件合算的事情。於是，在礙於情面、經不住親朋好友的極力攛掇的情況下，爲了兒子的仕途前程，他最終還是決定鋌而走險了。
七月二十日(8月31日)這天，周介孚就帶着僕人陶阿順由紹興啓程了。他們中途經過上海，於七月二十五日晚到達蘇州，泊船靜候殷如璋等人所乘坐的官船的到來。兩天後，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在七月二十七日如期抵達蘇州，停泊在閶門碼頭。
周福清得知這一消息後，不敢怠慢，當即派陶阿順拿着事先擬好的、一封帶有關節字樣(所謂關節，是指與考官事先約好，在試卷某處用某幾個字眼作爲暗號)的書信前去投帖拜會，並囑令陶阿順先去投帖拜會，如不見，再投信函。沒想到這陶阿順是一個粗人，由船伕
駕了小船悄悄劃到大船邊後，竟然將名帖信函一併交給殷如璋的差人。
而此時，殷如璋正在船艙內與副主考周錫恩談話，見差人送上一個厚厚的信封，心中大約早已有數，便將信封放在桌上，當然是想等周錫恩離開之後再拆開來看。
陶阿順在官船邊左等右等，不見一點消息。沒有見過世面更不懂官場規矩的他，終於耐不住性子，對着官船大聲叫嚷：這一萬兩銀子的事非同小可，怎麼收了銀子連個收條也不給?聽他這麼一喊，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瞞不住了，便示意周錫恩拆閱來信，發現信封中“內計紙兩張，一書憑票洋銀一萬元等語，一書考生五人：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樣。又周介孚名片一紙，外年愚弟名帖一個各等。”
至此，周介孚賄考事完全敗露，殷如璋只好擺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公事公辦地差人將陶阿順拿下，“押交蘇州府收審”，陶阿順當即供出自己是受周老爺指使。
七月二十七日陶阿順送信一去不回，周介孚就已知道事情不妙，嚇得生了病。他先避住上海，大約八月下旬返回紹興，後來周介孚自知此事最終躲不過去，爲了避免牽累親朋和家人，就自行赴縣衙投案自首了。
周介孚“科場賄賂案”，對魯迅及整個周氏家族來說都是影響至深的。
周作人曾說：“我因爲年紀不夠，不曾感覺着什麼。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據他後來說：曾在那裏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說乞丐。……這個刺激的影響很不輕。”
魯迅性格中的冷峻與多疑、對世道人心的洞透與深刻，恐怕都與這段生活有着千絲萬縷聯繫。
人證物證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現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鐵案，層層上報，直到上報到光緒皇帝桌上。
雖說清代科舉舞弊司空見慣，最上面的皇帝卻不知道。他還以爲科舉是爲國選才的根本制度，神聖而純潔，一見竟然有官員公然行賄，龍顏大怒，將周介孚從嚴處理。周介孚被判了個“斬監候”(死刑不立即執行，等秋後問斬。)，相關考生革除功名。
周介孚入監後，周家發動周介孚的科舉舊交、京官同僚，又賣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鋪，疏通上下環節。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負責，時任浙江按察使是趙舒翹。趙舒翹覺得周介孚的運氣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沒事，就他被攤上了，對他很同情，加上各種各樣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給押了下來，秋後並未處決。
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殺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監獄裏呆了八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京城監獄中犯人紛紛逃離監獄，事後又自動回來歸案。刑部因此奏請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書薛允升援引此例，將遠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單，得到慈禧同意釋放。薛尚書是周介孚的同年進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舉舞弊相當普遍的情況下獲罪，就稀裏糊塗地把周介孚釋放了。
從現有的資料看，魯迅除了第一次專程去探望祖父外，後來只是由學校往返紹興的途中曾去探監。
1902年，魯迅去日本留學，次年暑假回國時，周介孚已遇赦放回，這也是魯迅與祖父最後一次相處。
1904年，周介孚寂然去世時，魯迅已從弘文學院畢業並準備前往仙台醫專就讀，當時正在辦理相關入學手續。因此，魯迅沒有回國爲祖父奔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