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燁原名項金土，學名項俊文，軍名雷燁，曾用名雷雨、雷華，朱靖。1914年出生於浙江金華孝順鎮後村。祖上世代務農。
祖父項爲遠務農兼理髮。幾代辛勤勞動到項爲遠兒子元春手中已積累了田地四十幾畝，藕塘三口，烏桕幾十株。元春娶吳海妹(義烏人)爲妻，蓋起了粉牆黛瓦的新屋，日子漸漸好過。元春、海妹養了五個子女：項金土(俊文)、桂妹(秀英)、雲鳳(秀華)、飛鳳(秀娟)、順金(秀文)。
元春好公仗義，他在上世紀20年代爲後項村(僅80餘戶)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改“經堂”爲“環河小學”，自任董事長;二是捐出自家百年老樟，牽頭造了“項氏宗祠”。小學先在“經堂”後在“項氏宗祠”。故元春五個子女均能從小念書。
元春，外要辦“兩件大事”，內要養活包括祖父在內的八口之家，終於積勞成疾，盛年得重病，全身發黃，沒有力氣。(俗稱：“黃胖”，估計是急性黃膽肝炎)。家中無人陪伴，他隻身坐船到金華城裏教會醫院看病。不久死於醫院。
元春過世，一家重擔落在媽媽吳海妹身上。五個子女都還小，順金才一歲，金土最大也還在念小學。媽媽流着淚說：“賣田賣地也要讓金土讀出山!”金土果然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到金華城裏讀中學了。媽媽靠祖上留下的田地，夜以繼日操勞農事，勉強維持全家生活，含辛茹苦終至積勞成疾，一病不起。金土纔讀完初二，不得不輟學回家種田。不久媽媽也依依不捨地拋下五個幼小的子女，合上雙眼，永遠“休息”了!
父母雙亡，長兄爲父，剛輟學的俊文不得不挑起養家的重擔，曾去義烏埠頭等地教書，又在金華當“土地測繪員”，以其微薄的工資養活弟弟妹妹。
俊文爲生活而奔波中仍注視着時事，世界法西斯的猖撅，國難的日益深重，使他心急如焚，熱血沸騰。經常教弟弟唱《國際縱隊之歌》，《松花江上》等歌曲，表達對獻身於西班牙的國際縱隊勇士們的崇敬;嚮往奮戰於冰天雪地的東北義勇軍。他在1934年給摯友許爲通的信中表示：自己“不會於這世界上空跑一趟”。對好友嚴金明講：“我要出去闖一闖，找一個既可以讀書又可以工作的地方”。爲了準備北上抗日他如飢似渴地閱讀魯迅、老舍等中外文藝著作，認真作了筆記，在讀菲力克斯·沙爾頓童話小說《班麋》的感想中寫道：……本文中又表現出奴隸制度是很壞的他們在諷剌奴隸制度，更諷刺奴隸意識。到處在謳歌着求自由的鬥爭，使我們看過的人都覺得無論如何得有仁愛，世界纔會和平、纔會寧靜，這確是永遠不可磨滅的真理，但這樣嚴重的事用這樣輕鬆的筆法寫出來，我們卻是少見。還有一點，本書含有極深的意思，使我們得到很多教訓，例如：生命誠然是艱險的，但無論如何他得忍受一切。我們要不斷的學習如何生存和如何謹慎的道理等等。到處都給我們一個觀念，就是要獨立生活，要自立，靠別人是卑鄙的我看這本書可與愛的教育相比。他“要出去闖一闖”前對弟妹一一作了安排：大妹秀英嫁到浦江完婚;二妹秀華未及婚齡也力促與嚴金明及早成婚;12歲的秀娟妹妹送人當童養媳。抗戰爆發的1937年7月，又毅然把9歲的小弟弟託嚴金明帶到杭州，進浙江省立貧兒院唸書。
1937年12月24日杭城淪陷，許多機關、學校遷往金華，大批進步文化人、共產黨員聚集該地，使金華成了當時東南抗日宣傳的中心。貧兒院也逃難到金華南山裏鄭村。嚴金明在金華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介紹人是從延安來的老黨員周百皆。貧兒院就成了南山地區抗日宣傳中心，地下黨聯絡據點。裏鄭距後項很近，項俊文常來貧兒院。周百皆有在南山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意圖，俊文自告奮勇帶領嚴、週考察南山地區，周百皆沿途調查生產、經濟、羣衆思想情況，又到義烏馮雪峯的家鄉，在馮的親戚家會見馮雪峯，由於周百皆與馮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早就相交相知，故作了長談。不久嚴金明介紹項俊文認識新從延安來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東南總隊長童超，由童介紹項俊文參加“民先”組織。1938年1月農曆年邊，俊文到貧兒院，叫院童王國樑畫了馬克思、魯迅像，讓弟弟拿着，一同回家過舊曆年。1938年春夏之交，俊文典賣家屋，得銀圓100枚作路費去延安。臨行前再次到貧兒院告別弟弟及好友許爲通，許送了長長一程，作了臨別長談。俊文途經武漢曾寫信給許爲通，署名“雷雨”。
項俊文到延安後改名雷燁，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因擅長文學創作和攝影，兼任各報刊特約記者和通信員，並加入共產黨。他寫的通訊《創造抗戰突擊隊員的鬥爭——抗大獻給抗戰一週年的禮物》、《抗大同學畢業上前線》及拍攝的《抗大四期畢業歡送大會上毛澤東先生致訓詞》、《參加歡送大會之學員》等照片，先後在1938年8月4日和9月1日武漢《新華日報》發表。並配發了毛澤東的題詞：“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給抗大第四期畢業同學”、“學好本領上前線去”等題詞。 1938年8月1日，延安“抗大”第四期結業。八路軍總政治部爲加強敵後新聞報道，特從“抗大”學員中選拔了一批政治素質和寫作水平兼優的共產黨員，組成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雷燁入選並被任命爲記者團第一組(晉察冀組)組長。11月20日，總政治部命令第一組在雷燁帶領下從延安出發，跋山涉水，穿越敵佔區，於12月下旬勝利抵達晉察冀邊區。受到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接見併合影。受《抗敵報》總編鄧拓委託，雷燁寫了《談延安文藝工作的發展和現狀》，在《抗敵報》1939年1月1日至28日分十期連載。詳細介紹了延安文藝工作的特點、在抗戰建國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及貢獻、延安的文藝組織等等，對團結和鼓舞文化工作者以文化形式對敵人展開鬥爭，起到了良好作用。1939年5月前後，雷燁主動要求隨軍挺進冀東抗日最前線，深入到冀熱邊境長城內外，在極端困難和險惡的環境中，從事新聞採訪報道工作。這時正值我黨領導的冀東大暴動失敗之後，日寇乘我軍主力向南轉移之際，對民衆進行野蠻屠殺。雷燁目睹這種慘狀，義憤填膺，投入到羣衆工作的海洋。爲了團結冀東文藝界人士，沿着魯迅指引的道路前進，雷燁發起創立了文藝團體“路社”，創辦了文藝刊物《路》、《文藝輕騎隊》、《國防最前線》等，親自擔任部分編緝工作。這些刊物對人民羣衆和部隊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東地區很有影響。
1940年後，冀東敵我鬥爭更加殘酷。雷燁根據革命需要，於1941年，先後任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組織科長。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時，積極進行新聞採訪，成爲冀東從事攝影採訪最早、報道成績最突出的前線記者。他隨軍轉戰在長城內外、灤河兩岸及熱南僞滿邊境，拍攝了很多戰地珍貴照片，真實地反映了冀東軍民英勇抗擊侵略者的英勇事蹟，記錄了日寇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累累罪行。除寫稿拍照外，還愛好寫詩和報告文學。他的作品《灤河曲》(詩)、《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的鄉村》(報告文學)和通訊《冀東潘家峪大慘案》、《那是，從喀喇沁趕來的牛羣》、(散文詩)《新收復的鄉村爲什麼擁護八路軍》等，反映了羣衆呼聲，爲羣衆所喜聞樂見。他不是專職攝影記者，但精心拍攝的照片，是最富有感情、最激動人心的，充分體現了羅光達所說的“歡樂或者憤怒”。與專職攝影記者的作品相比毫不遜色。《日寇燒殺潘家峪》一組作品，雷燁充分表達了悲壯、深沉的藝術個性。大片的房屋只剩殘垣斷璧，空地上成堆的屍體，燒焦的屍體成團扭結似在掙扎。雷燁把自己爲羣衆苦難而燃起的悲痛融入人民羣衆憤怒的海洋，向世界發出了悲壯的吼聲。雷燁的悲壯沒有絲毫的絕望和傷感，卻滿含着對敵人的無盡仇恨，對戰士無盡的溫情和由衷的敬意，這就是他作品的深沉之處。《熊熊的篝火》(1942)的作品裏，山林朦朧，篝火騰躍，煙霧飄蕩，以餘暉映於戰士身軀，顯示了一種柔韌的詩意美，既有溫煦的情調，又有濃郁的韻味，展露了作者的美好心靈。《塞外宿營》(1942)《山崗晚炊》(1942)也是以優美的畫面，表現了革命樂觀主義情懷，蘊含着作者的摯愛和神情。這些思想性、藝術性兼優的作品，成爲深受羣衆喜愛的我國抗日戰爭時期攝影作品的一部分，至今仍爲各類畫刊和展覽所採用。除《晉察冀畫報》(1943年第三期)出了專輯外，《晉察冀畫報叢刊》(1946年之一、之四)、《人民戰爭必勝》(1988年)、《冀熱遼烽火》(1991年)、《世紀的回顧》(2001年)、《晉察冀畫報影印集》和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等，都採用了雷燁攝影作品。
雷燁在冀東工作近4年間，承擔多種工作，貢獻殊多，爲此被當選爲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參議員。
1943年1月22日，邊區參議會結束後，雷燁把他在冀東四年來的戰地攝影資料送到駐平山縣曹家莊的晉察冀畫報社，讓報社保存使用。社長沙飛看後如獲至寶，大爲讚賞，當即決定在《晉察冀畫報》第三期出版專輯，作爲向畫報社成立週年的獻禮。沙飛請雷燁留下協助選定照片，編寫說明，並撰寫一長篇紀實文章，對冀東抗日戰爭作全面報道，配合照片一同發表。雷燁住在曹家莊副村長白十斤家，有時也住在該村南1華里的張家川村黨支部書記劉廉芳家，突擊進行此項工作。在此短暫的時間裏，雷燁還注意做聯繫羣衆的工作。他爲曹家莊婦救會親筆書寫並刻制一枚公章，至今仍由婦救會主任張美英之孫白曙光珍藏。他還爲剛結婚的青抗先隊長白建雄拍“全家福”照片。“四四兒童節”那天，他和村民一起植樹一天，並拍了許多照片。通過這些活動和兩個村的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受到村民的愛戴。
4月19日深夜，雷燁剛剛完成照片選定和說明編寫，突發敵情，數百名日軍自南而北朝曹家莊方向奔襲。沙飛首先通知雷燁帶領兩個警衛員率先轉移，同時指揮畫報社人員迅速堅壁設備與資料，向敵人包抄尚未合圍、兵力相對薄弱的西北山溝突圍。但雷燁並未立即轉移，他首先去察看村民的轉移情況，巡視中他發現有幾百村民轉移到一處容易遭敵轟擊的地方，立即指揮村民轉移到另一處相對安全的地方，並向張家川黨支部書記劉廉芳交代了有關注意事項。果然不出雷燁所料，日寇瘋狂地向原來村民的轉移地點炮擊，事後村民們既後怕又感激地說：“多虧雷燁的關照，不然還不知要死多少人哩!”把村民安置好後，畫報社同志已經轉移。雷燁帶領兩個警衛員匆匆向北突圍。因天黑有霧走錯了路，至4月20日拂曉走到南段峪石堂村，與尾隨敵人遭遇，擊斃敵寇10餘名。交戰中雷燁不幸負傷，在敵人步步緊逼的生死關頭，雷燁毫不猶豫地對警衛員說：“我來掩護，你們趕快突圍!”警衛員執意不肯：“就是背也要把你揹走，要死一起死!”雷燁斬釘截鐵地說：“要死死一個，不能都死，你們快撤!不要管我!這是命令!”兩個警衛員突出重圍。雷燁孤身奮力抵抗，終因寡不敵衆，身負重傷，自知難免於死。於是，他從容不迫地將心愛的相機、自來水筆、望遠鏡等砸毀，用最後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年僅29歲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