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當然得有怪癖，沒有怪癖的名士總覺得像是缺了些什麼，不真實，不親切…總之，名士就得有怪癖。
作為名士，竹林七賢個個都有怪癖。
劉伶出去遊玩，總讓隨從背一把鐵鍬，跟人家說，我要是死了，你就隨便挖個坑把我埋了吧。這要換到現代，就是你坐地鐵公交的時候，捧著自己的骨灰盒跟朋友說，我要是猝死了，麻煩你拿火把我就地給燒了吧!這等氣魄，尋常人及不上——名士!
阮籍也喜歡出遊，不過膽子小了不少。頂多就是坐著牛車，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沒路了就下來哭一場，以為“時無英雄，令豎子成名”。其實他那個時代的英雄多了去，只是阮籍不以他們為英雄，也不敢以他們為英雄。
阮籍生於東漢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於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正是三國爭雄的時候。北方曹魏，江東孫吳，蜀地劉漢，哪裡沒有英雄?但亂世天下，也是多事之秋。
單就曹魏來說，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丕受獻帝禪讓，代漢稱帝;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馬懿與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發動高平陵事變，誅殺以權臣曹爽為首的諸多名士，大權漸歸司馬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馬師殺夏侯淳等人，又廢曹芳為齊王，改迎高貴鄉公曹髦為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曹髦因不滿司馬氏的專權，謀劃宮廷政變，事敗被殺;景元三年(公元262年)，阮籍的好友，同為名士的嵇康被司馬昭所殺;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以司馬昭為相國，進爵為公，加九錫——這是要做皇帝的節奏，好在這一年，阮籍去世了。
縱觀阮籍一生，雖然與曹家、司馬家都有舊交情(他爹阮瑀原是曹操門下，與司馬懿的關係也不錯)，但政治這玩意兒，談不上什麼交情。高平陵事變中的何晏，與司馬師也曾是交情匪淺的好友，說翻臉就翻臉，同樣被夷了三族。所以阮籍心裡沒什麼安全感，總想著消極避禍。只是內心壓抑久了，總歸需要一些宣洩的方式。
驅車漫行，窮途而哭;終日飲酒醉臥鄰家婦側;母喪期喝酒吃肉….這些都是宣洩。不是沒人注意到他寫詠懷詩的憂傷與抑鬱，也不是沒人注意到他寫《大人先生傳》時的諷刺與激憤——這些也是宣洩，但當集體普遍處於思想壓抑的境地，並無法做出有效的反抗時，行為的奔放，是紓解內心信仰與現實衝突而導致崩潰的最好方式。
當時的人普遍壓抑，所以阮籍就成了落落不拘禮法，為天下人稱道的真名士。他的“怪”，也成了爭相效仿的行為。
阮籍的侄兒，同為竹林七賢的阮咸就是他的簇擁者。
阮家同族而居，住北邊兒的有錢，南邊兒的，譬如阮籍、阮咸，都窮。七月七日，按俗晒衣服，北邊兒都晒綾羅綢緞，阮咸覺得人家是在炫富，不樂意了，用竹竿撐著自己的大褲衩晾在院子裡。人家看他院子裡破褲子飄飄，就問他在幹嘛，阮咸說，沒能免俗，也晒晒唄!一看就是賭氣的話。
阮咸特立獨行的事可不少。
有一回，阮家人聚在一起喝酒，阮咸也在。喝到興頭上，把酒杯撤下去，用大盆裝著喝。哪裡知道酒香味太濃，把豬引了過來。阮咸一看，興奮了，湊過去和豬共飲。這件事大家都覺得他放達，唯有阮籍看不上，大約是看出了阮咸的“裝”。但阮咸不是親兒子，所以阮籍不怎麼管。自己兒子要學的時候，阮籍趕緊阻止了——家裡已經有了個仲容(阮咸)，你就不必學了。
這跟嵇康對自己兒子一模一樣。嵇康向來以蔑視禮法聞名，嵇紹卻剛好相反，八王之亂時為了保護傻子皇帝而死，成了忠臣——這不是託孤的山濤教得好，而是嵇康的願望。他在《家誡》裡跟嵇紹講的，幾乎都是儒家那一套君子做法。
嵇、阮兩人看似開魏晉名士風流之先河，尤其是阮籍，人們多認為他開魏晉放誕之風，但其實這兩人骨子裡仍然師儒，越名教不拘禮法，只是不得不為之的表象。可惜後來懂的人不多，學也只學了皮毛，以為不談俗務，飲酒清談，再加上那麼一兩項不同於常人的怪癖，即為名士了。
這一點東晉尤甚。
阮咸的兒子阮孚，當時人都認為他是名士。避亂渡江後，一路官運亨通，從安東參軍做到了吏部尚書，還賜爵南安縣侯。即便後來王導覺得他性情疏狂，把他外放，也是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這麼多頭銜，看其本傳，除了愛好飲酒、收集鞋子，不問世事外，好像什麼也沒做。
不管，人家是名士!
相比起來，勸阮孚為朝廷做一份實實在在貢獻的溫嶠，就不夠名士了。別說後世知道他的不多，在當時，人家臧否人物的時候，也認為溫嶠是第二流的人物。溫嶠常常覺得很惆悵。
溫嶠這個人，非常有意思。
他還沒發達的時候，很喜歡賭錢，不過一直不走賭運，老是輸。輸光了就在船裡叫庾亮：“快來贖我”!庾亮是皇后的哥哥，有錢，但也不經這樣花銷。遇上溫嶠，也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黴了。
溫嶠不光算計朋友，還算計自己姑媽。那時他剛死了媳婦兒，趕上他姑媽嫁女兒，讓他幫忙打聽打聽有沒有好人家。溫嶠自己想娶，就裝模做樣的說，有個才俊，人品家世都不輸給我。他姑媽特別高興，說亂世當下，能嫁出去就不錯了，還和你不相上下，那算是高攀啦!於是高高興興地把女兒嫁過來了。
溫嶠嘴皮子厲害。
東晉南渡之初，朝廷艱難，晉元帝司馬睿能力又不行，多虧琅琊王氏幫忙。但司馬睿是個糊塗皇帝，眼見王氏兄弟安定了江東豪傑，覺得人家要奪自己的江山了。人道是用過就棄，他是還沒用完就要棄，疑心一上來，趕緊疏遠了王導，惹火了王導的族兄王敦。王敦從小就是個暴脾氣，一時沒忍住，起兵了。
經歷了晉惠帝那個白痴皇帝和八王之亂後，當時朝中臣子也沒那麼堅決，說一定要擁護皇帝。很多人都在觀望，也有人明目張膽地支援王敦。溫嶠是公開的朝廷黨，王敦覺得他太伶俐，就把他叫到自己府裡，安了個左司馬的職位，方便監視。
作為一個真心實意擁護朝廷的人，溫嶠開始還苦口婆心地勸王敦。後來發現王敦已經破罐破摔，立定心意要和朝廷對抗到底，他也就不勸了——吃力不討好的事兒，溫嶠又不傻，轉而假裝和王敦的心腹錢鳳結交。
不過，身在曹營心在漢，時間久了也會露馬腳。
太寧二年(公元324年)，原為丹陽尹的劉隗出奔石勒。溫嶠對王敦說，這個丹陽尹是京城的長官，責任重大，您得讓一個自己放心的人坐這個位置，不能讓朝廷搶先了，不然不好控制。王敦很高興，問他有沒有推薦的人。溫嶠推薦錢鳳，錢鳳禮尚往來，也推薦溫嶠。溫嶠假惺惺地推辭不肯，越推辭王敦越覺得他合適，於是堅持讓他做了丹陽尹。錢鳳也不傻，這時已經有點起疑了，覺得溫嶠這小子不對勁。溫嶠機警的名聲也不是白來的，早料到了錢鳳的擔憂，於是在告別宴上，借酒裝瘋，不光把錢鳳的帽子打了下來，還對他發了一通脾氣，羞辱錢鳳“是個什麼東西”。溫嶠走後，錢鳳跟王敦說這小子信不得，王敦以為錢鳳還因為昨天的事耿耿於懷，沒信。結果溫嶠一到建康，就把王敦賣了個徹底，氣得王敦下令要生擒溫嶠，抓到後親自把他的舌頭拔出來。
不過王敦沒等到拔溫嶠舌頭那天就去世了。平亂後，溫嶠因功被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後來溫嶠又做了不少事。獻治國之策，奏報軍國要務，勸農耕，要求不在前線的官兵，都要耕田，精簡機構官員等等，都非常務實。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蘇峻之亂的時候，溫嶠支撐大局，化解了庾亮、陶侃之間的矛盾，即便糧草用光也堅決不避讓，還親自寫文激勵將士，“聲氣激揚，流涕覆面”。最後叛亂得以平定，不得不說，溫嶠的功勞最大。
然而這樣的人，當時被評為第二等名流，身後也不顯名。仔細想來，大約是因為溫嶠無癖，硬要說有什麼沉溺其中的愛好，可能就是中規中矩的忠君愛國了。這算什麼!
因此溫嶠做不了一等一的名士。
魏晉時候的名士是什麼樣呢?大概就像東晉末年王恭所諷刺的那樣，“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非是名士有怪癖，而是將有怪癖、不講究實務的人稱為名士。當天下皆以此為風氣，說多做少的時候，於家國百姓而言，又有什麼用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