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妓，即歌舞女藝人，接下來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中國正史歷來有倡優不錄的傳統，偶爾提及也是貶多於褒，男優或因“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還可受到些微讚揚，女性樂妓一登場則往往與荒淫無道相聯絡。因此，傳統史學對女樂娼妓之流的研究通常抱輕蔑的態度，甚至斥為庸俗。
然而，樂妓俗則確實，庸則未必，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並不只有巨集大的敘事，那些細瑣的成分，那些卑賤的群體，反可帶來一些新的視角，後人由此回顧過往，對當時歷史的觀察將更為立體。因此，女樂雖被士大夫斥為“婦人小物”，但管中窺豹，以小見大亦未嘗不可。
一、沒官為樂妓
1.前朝的傳統
在前朝，樂妓來源於被連坐的犯人妻子。雖說這是一時重法，但唐代以前罪犯家屬多被沒為官奴婢，從官婢中擇取姿容端正或身懷技藝者便為官妓。唐“國家每歲閱司農戶(官奴婢)容儀端正者，歸之太樂，與前代樂戶總名音聲人。”所謂樂戶更是世代為賤民。
北宋時依然有籍罪人之孥為妓的情況，但與前朝相比，宋代已逐漸減少。宋末元初的方回謂:“近代無從坐沒入官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擄則有之。”方回所謂近代應指南宋，而北方當指遼、金。《遼史·刑法志》確有籍沒罪屬入瓦市之法：“籍沒之法……以其首惡家屬沒入瓦里。”
2.北宋的改革
在北宋時期，官妓的來源之一來自被籍沒的罪犯家屬，南宋時因連坐沒為官婢之法雖已逐漸革除，但女性因自身犯罪被而被籍為妓者卻並不少見，因此，沒女犯為妓仍是宋代官妓的主要來源之一。
所謂“近代法之不善者”為：“宦官進子，宮無罪之人;良人女犯奸三人以上，理為雜戶，斷脊杖送妓樂司收管。”所謂理為雜戶送妓樂司収管，即將犯罪的女性沒為官妓。
當然，收女犯為妓，法律還規定有其他前提，《名公書判清明集》曰：“又法：諸犯奸，許從夫捕。又法：諸妻犯奸，願與不願聽離，從夫意，第三人以上方為雜戶，或原來無夫，或夫不願合，無可歸宿之人，官司難於區處，方可為此。未聞非夫入詞，而斷以奸罪，非夫願離，而強之他從，殊與法意不合。”由此可知，良家女被沒官為妓有兩個前提：一、犯奸三人以上;二、無夫或夫不願合。
但在實際審理時，地方官的判決就隨意多了，同書《因奸射射》案中，阿朱夫黃漸依附於陶岑“寺僧妙成與主人陶岑互相衣物，遂及其妻，因謂有奸。”臨桂縣令的判決是：“以黃漸、陶岑與寺妙成各杖六十，其妻阿朱免斷，押下軍寨射射。”
則將其丈夫黃漸也湊成犯奸的三人之一，因此便可將阿朱判為妓，如此胡亂判罰，難怪範西堂要感慨“此何法也?”另如《山堂肆考》所載南宋末年事：“鄭女，宋時高安人，棄俗出家，自言某日當飛昇。
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四方洶洶，祈福者填委。值洪起畏來宰是邑，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因籍女為官妓，道士為樂工。”鄭女雖無夫，但亦未犯奸三人，也同樣被籍為官妓。可見，在審理奸案時，地方官並不嚴格遵照律令。
二、樂妓養良人女
1.民風糜爛
雖然樂妓以從良出嫁為理想歸宿，但在諸多限制之下，但大部分樂妓並不能得到理想的婚姻家庭，為自己的養老著想，一些有一定資產的樂妓往往在年長時選擇做鴇母，即收養良家幼女，加以教養，以作為自己的搖錢樹。
妓養良家女為妓是一種普遍現象，《三朝北盟會編》載內侍王繼先奪人家婦女入府，“至如鎮江府姓張、姓李二家女童，工於歌舞，詐作御前，索至今尚若，諸女之母怨恨入骨，無所告訴。”
所謂“諸女之母”應是養母，好不容易培養一個善於歌舞的養女，卻被權勢貴家無償奪走，自然恨之入骨。魏了翁亦於《古今考》中提及“近代法之不善者”，有“州郡無行之弟子(即樂妓)，世世養女為侍，官司筵席祗應，穿髻紅大衣，服冠佩送迎，唱喏如男子。”
2.出賣自身
有的女性自身為妓，為自己的生計著想，又將養於良家的女兒奪回，培養為樂妓。例如溫母強令溫琬為妓，因她自己“逋於人者幾三十萬”，因此唯有培養溫琬為妓才可能還清這筆欠款。溫母並不止親生女兒溫琬這一棵搖錢樹，因溫琬才藝過人，知州幾次欲將她系入官籍，後“太守亦以其女弟佔籍，乃輟。”
所謂“女弟”應是溫母收養的另一名養女。仁宗時沈遘治杭州、開封時曾下令，將“娼優養良家女為己子者，奪歸其父母。”
但大多數地方官並不會干預這類妓養良人女之事，可能一來在法律上難於取證界定;二來地方樂妓本就求大於供，無良官府甚至“勒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則官府樂見妓家養女為妓，以這些女孩祗應官府筵席，甚至係為官籍。
三、自擇為樂妓
1.無奈的選擇
的確有一些良人女子是自擇為妓的，她們或因貧不自存而被迫為妓。如《清尊錄》載，蘇媛先私奔後被拋棄，因無法生存而淪為樂妓：“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為蘇媛。”
另如前述溫琬母，貧困且欠下鉅款，只能自擇為妓。但的確有些父母為是獲取更多的錢財而逼令女兒為妓。陳造《江湖長翁集》記述黃真真的故事：黃真真之父本為大將，曾任知州，他死後一家人無力自養，以至於妻女、兩子皆淪為樂人。
如果說最初尚出於無奈，但當客人說願為黃真真出嫁資時，母親卻斷然拒絕，其二子已成年，且有謀生手段，卻仍說“待妺乃濟”，只能因為真真從妓獲利更豐，得錢更易而已，因此這家人都靠女兒吃飯，真真顯得更為可憐。
又如“王生，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湖外，家于衡州，女弟兄三人皆為名娼。”後幼玉遇到意中人柳富，打算從良，其妹卻威脅柳氏曰：“子若復為向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府。”
幼玉三姊妹俱為名妓，一家生計早已不憂，而其家人仍不肯放手，只不過視財貨甚於親情而已，所以幼玉“逼於父母姊弟莫得脫此”。
2.重女輕男
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使得傳統的價值觀有所改變，一部分人家固然因貧窮而賣女為妓，但確實有一部分人家是為求財而培養親女為樂妓，形成所謂“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風氣。
而且似乎已形成一個成熟的產業鏈，有提供幼女者，有培養者和中介、買家。當然，這些被悉心培養的女孩，與妓養略買女孩還是有一定區別的，父母在她們身上投入更多，甚至“百金求師教歌舞”，“愛護如捧璧擎珠”，有的也可能通過娼儈、牙嫂等中介，賣與士大夫或富賈之家為妾但也不乏“狼戾”者為獲取更大利益而將女兒賣為官妓。
四、被拐賣、略買
一些女性則因被拐賣而為妓。拐賣婦女獲利甚大，以致各地“多掠良人子，售為奴婢，遠近相蒙。”如遇荒歉疾疫之時，人口買賣便更加猖獗，且“多是賣與求食人家，蓋賣與良人家的錢少，賣與求食人得錢多。”
所謂“求食人家”便指賣笑人家。如季三娘與佛寶因父母病亡，便被販生口人掠去，“至弋陽，系牙人引賣與求食人鮑翁”。因此，便有更多的女性被抑良為賤，淪落妓籍。
兩宋之交的戰亂也導致許多女性被拐賣為妓：“御史臺言，訪聞西北流寓之民乍到行在，往往不知巷陌，誤失人口，其廂巡人不即收領送官，責問本家識認，致被外人用情誘藏在家，恐赫以言，或僱賣與人為奴婢，或折勒為娼者甚眾。”
可見，這種拐賣人口的行業已具有相當的規模。與拐賣類似的，還有假借僱婢為名的騙買。如“嘗有一士族女，年甫齠齔，家貧母病，父為牙儈所欺，鬻之娼家。”或利用賣方對契約不熟悉或利用僱傭契約的漏洞，最終不令其家贖回女兒：“為其家聘之，後以轉求厚賂，誤纏其中，則無以自脫。”
甚至有的地痞流氓強買不支錢或契約到期仍不放歸：“如宋念一之女榮孃、萬八孃之女勝奴、興奴之類，方其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契約年滿不放的惡行並不限於私人，由於官妓的供求不平衡，有時官府也會採取不法手段逼良為賤，其中也包括不遵守契約。
後來一些賣兒賣女賣的人要回女兒也未必全為她著想，而是看到她姿貌出眾，也可能想作為自己的搖錢樹，而郡守留之，則全為私慾。綜上所述，宋代樂妓的來源仍大致與前朝相似，總體來說可分為籍沒與買賣兩大類。
其下又可細分，如籍沒可分為連坐系籍、犯罪沒官與非法沒官;買賣又可分為妓養良人女，自賣為妓和拐賣、略買為妓等。但亦有與前朝不同之處，南宋以後，連坐沒籍之制不再實行，使籍沒為妓的數量有所減少;另一方面，由於宋代人身依附關係的減弱，買賣為妓的方式也產生變化，採取典賣、僱傭的方式較前更多，即買賣雙方簽訂契約，在一定年限後或可贖回而非終身制。
結語
宋太祖以杯酒釋兵權，曾言：“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以贖買換取兵權的集中，以高薪養官，以優容換取士人的歡心，這便是趙氏祖宗之法的內涵之一。在這樣的人生哲學影響之下，上行下效，大官僚家蓄妓成群，朝廷及地方諸司更張宴無虛日，開宴則必用妓樂。
朝廷對官員的預備——學子、士人也多有優容，以致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等皆可差官妓前往祗應，以至後人嘆曰：“所可異者，以習禮敦詩之地，為徵歌選舞之場”。
而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市民階層的崛起，宋代的市井私妓也隨之興盛，她們中的佼佼者往往代表宋代歌舞伎樂的最高水準。事實上，就樂妓的數量及受眾的廣泛程度而言，宋更勝於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