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冷兵器時代，騎兵是戰爭中最重要、最靈活、最具有戰鬥力的軍事力量之一。與此同時，戰馬在軍隊建設以及維護封建統治方面也扮演著必不可少的角色，統治者們不得不對戰馬這種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進行統一的管理。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唐代初期，中央官營就開始積極發展養馬業，並較早地建立起馬政管理機構，此後，唐代的養馬業制度不斷得到完善與發展，規模數量之大也是在歷史上空前絕後。乃至在後來抵抗外敵期間，頗具規模的騎兵始終保持著強大的戰鬥力，戰馬更是源源不斷得到補充，為唐朝的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產生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戰馬的崛起——官營馬坊的盛衰興亡
1、唐朝開國之初的時代背景
據《新唐書·兵志》載: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後徙之隴右,監牧之制。
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淵曾在暗中施計埋伏，從突厥那裡奪得兩千匹馬，後又從隋朝赤岸澤那邊獲得近三千匹馬。承隋末征戰亂離之後，馬政殘敗不堪，縱觀整個大唐境內的戰馬數量僅僅只剩三千餘匹，這對於幅員遼闊、地大物博的大唐來說，無異於是杯水車薪。
更何況在唐朝立國之初，國內局勢仍處於動盪不安階段，恰在此時，突厥軍隊卻趁機作亂，突厥首領率領大批騎兵南下入侵，而騎兵行動便捷靈敏,並且能夠大範圍的活動變換，敵軍竟一路順暢攻至涇陽，直逼首都長安城，距離僅差四十里，這就相當於把“刀尖頂到大唐鼻尖上”。
此時的唐太宗才僅僅登基不過二十天左右，才剛經歷了隋末戰亂的唐王朝，國土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有些曾經物產富饒的中原地區甚至荒蕪到了“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之境地，國力也正處於極度虛弱狀態。而北方的東突厥汗國卻正是兵強馬壯、如日中天之時。
面對強敵的逼迫，眼看著國都危在旦夕，為了避免因軍力不足所致的慘重敗績，唐太宗李世民僅帶了六人六騎前往渭水河畔，與東突厥可汗一番憤怒交涉後，才使得突厥大軍撤出中原。
而這就是歷史上令李世民無比憋屈的“渭水之盟”。
事畢，唐太宗認為造成這樣後果的唯一原因就是：戎馬不強。
2、戰馬儲備匱乏，阻礙軍力國力的發展
馬在古代社會中有著難以估量的價值。而一個國家能夠擁有多少戰馬也就體現了國家當時的經濟實力以及軍事力量的強弱，縱然不能代表全部，卻也是極為關鍵的一點。
自唐朝立國到“渭水之盟”的八年時間裡，東突厥大軍幾乎是年年入侵，其入侵範圍更是一次比一次廣，幾乎是遍佈唐王朝由東至西的北部邊境。
每每面對“以甲冑為常服”、裝備精良且戰鬥力極其凶悍的東突厥大軍，唐朝軍隊更是屢戰屢敗，甚至出現過全軍覆沒的恥辱戰績。
身為“一國之君”的唐太宗李世民，自然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這一筆又一筆“恥辱帳”遲早是要清算的，當時的他只能是咬碎了銀牙，連帶著血水往肚裡咽，始終憋著一口氣。
於是，在此後幾年間，唐太宗李世民除了“玩命練兵”，還一直在縝密佈局，大唐的民生國力必然是要快速興辦起來。
與此同時，當時唐王朝征戰頻發,軍事隊伍和館驛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馬匹來充當戰騎以及運載工具。養馬業的發展更是當務之急，於是唐太宗開始大興馬政。
而馬政則是指我國封建時期的一種對官用馬匹的管理制度，由政府組織專門機構負責軍馬與御馬的牧養和管理,到唐代始便形成了一種國家制度。
唐政府為了能夠更好地管理馬匹，特將其全部遷到廣闊的隴右地區，建立了 國家監牧基地，至此才開始出現監牧之制。
隨後，還在唐朝為了發展國家馬牧業,建立了規模巨集大、組織嚴密的馬政機構和監牧制度。據《唐六典》記載:“太僕寺,卿一員,從三品。少卿二員,從四品上。”在中央組織、完善了馬政機構與馬政制度，在地方上會根據實際的具體情況而建立了規模巨大的養馬基地，並且慎重選用馬政官員。
政府重視馬政建設，官營馬坊良性發展空前壯大
馬牧業是保障唐朝強大國防軍事力量和交通運輸的必要條件，與唐王朝盛衰榮辱息息相關,唐朝歷屆統治者都十分重視馬牧業。特別是唐太宗、唐玄宗即位時，為唐朝的馬政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除了離不開統治者的決策以外，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要有足夠專業的養馬專家才可以。
而唐太宗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重要性,因此特命太僕卿張萬歲整治馬政。張萬歲是當時有名的畜牧業專家,並且十分精通養馬，在他任職期間，養馬成績斐然，使得國家官營養馬業迅速發展。
據《文獻通考》卷五十六記載：“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句當群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由此可知，從貞觀年間始起的四十年間裡，大唐官營牧監所飼養的官馬數量竟由原來的數千匹迅速增長到七十餘萬匹，如此看來，“養馬達人”張萬歲果然名不虛傳。
張萬歲不僅得到了中央的重用，專門掌管朝廷養馬大權近二十四年餘年，同時也取得了隴右地區黎民百姓的信任與愛戴。以至於到了宋王朝，張萬歲經營馬坊的偉大建樹,仍然受到宋仁宗的讚譽:“唐用張萬歲典馬政,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將之稱為“能吏”。唐朝此後，還接連出現了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稱能吏的馬政官員，不得不說，前期唐朝馬政推舉的成功,離不開統治者謹慎選用馬政官吏這一特點。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官場舞弊是封建時期的現狀
1、戰馬是護國之本，亟需培養精銳良駒
在冷兵器時代,由於當時百姓的生產力水平低下,馬匹不僅是戰場中最重要的輔助武器,也是運送、通訊、交通、偵察的最好工具,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們幾乎對馬都十分重視。而唐代統治者對於馬的重視可謂是空前的，他們清楚的認識到馬是保障唐朝強大國防軍事力量和交通運輸的必要條件。
古代中原王朝的盛衰興亡與周邊遊牧少數民族力量的生死存亡總是息息相關的。在面對北方遊牧民族騎兵南下的重大壓迫力，唐朝若想根除邊患擴充套件疆域，就必須要配備能夠與之相抗衡的精良軍隊勁旅。
對此，唐高祖李淵在很早的時候就意識到騎兵對戰爭勝敗的重要意義，由於在唐王朝邊域周圍存在著許多少數民族政權，這也成為大唐王朝邊關安全的隱患，其中數突厥實力最為強大，也是對唐王朝危害最深。
為消除邊關隱患，保障國家的安全，唐王朝不得不重視馬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史載唐太宗曾對諸將領說：“朕不指望爾等修池建苑，僅望精於弓馬，戰場之上無橫敵。”而要建立一支強悍的騎兵，對於唐王朝中原政權而言，最佳的手段就是通過互市的方式向北方遊牧民族購買馬匹，正由於當年唐高祖李淵佔據著自古就以生產良馬而聞名的山西中北部地區，因此，戰馬根源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2、馬官亂職外加戰事緊張，官營馬坊呈現衰落之勢
唐初的官營養馬業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輝煌後，逐步開始進入到一個衰落的時期。據《唐會要》載，張萬歲於麟德元年十二月免職，唐馬政從此逐漸轉向衰落，牧馬從七十萬六千匹跌至二十四萬匹，嚴重程度可想而知。
在高宗中後期時，政治也慢慢走下坡路，政局動盪，外地侵擾，嚴重影響了馬的飼養與繁殖。因此，掌管馬政官員之間瀆職舞弊的現象也逐漸暴露出來，此時的唐王朝可謂是內憂外患兼有。
隨著唐王朝軍權與馬權結合的範圍越來越大，程度也越來越深，一直到開元、天寶時，節度使已經基本控制了中央馬權，其中表現最多的就是節度使兼“群牧使”以及“閒廄使”。雖說馬權與軍權高度結合有利於鞏固邊防事業，但是卻也成為節度使黑暗面暴露的導火索，進而在政府中央埋下了軍陣叛亂的巨大隱患。
以至於在後來的玄宗時期，范陽節度使安祿山之所以奮起反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同時兼任了內外閒廄都使的職務。正是這個要職使得他能夠掌握住玄宗時後期最重要的官營養馬基地。等到安祿山真正起兵造反時，唐王朝原本最大的隴右馬場僅僅餘下三十三萬馬匹，而其中有將近二十多萬匹都是不能投入戰爭的馬駒，這也就是唐軍隊在戰爭前期一敗塗地的根源所在。
3、政府鼓勵私人養馬，促進唐朝馬坊的發展
自唐玄宗繼位後就勵精圖治，第一步就是從官吏入手整頓馬政機構。經過重重選拔，決定選用“奉公正直,不避權貴”的王毛仲掌馬政，又命精通飼養馬的張景順為副職，並恢復了張萬歲任職時行之有效的措施。而唐玄宗的這番舉措也頗具實效，在玄宗時期馬政逐漸出現了“群牧革息,遂數倍其初”的復興局面。儘管這一時期的官馬數量雖然比不上太宗時期的頂峰時期，卻也比衰落時好上不止兩倍。
由於馬匹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需要,唐朝私人養馬極為興盛,是唐朝馬牧業 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開元初年，官營馬坊徇私之弊不斷加深，軍隊邊防也一直在與吐蕃進行持續地抗戰，戰馬的數量也在大幅度減少。唐玄宗急中生智，決定頒佈鼓勵民間養馬的福利政策：凡是農民養馬十匹以上者，皆可免除一定的賦稅和勞役。
於是貴族官僚爭相養馬,為了設定私人馬坊，大肆侵佔國家和農民的土地，後政府為了抑制此類事情的發生，玄宗特勒令：“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合置牧地,地內熟田仍不得過五頃以上、十頃以下,其有餘者仰官牧。”
與此同時，唐代一些民間富人、甚至是普通百姓也開始紛紛養馬。一時間，私養的馬匹數量竟遠遠超過州、縣所儲備的官營戰馬。經過一段時間的養精蓄銳之後,唐軍騎兵也慢慢提升了軍隊的戰馬儲備量,以確保唐軍隊在開元和天寶年間一系列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
結語
唐代馬駒絕不是舶來品，它更像是屬於唐文化的一種，兼包並蓄，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良駒寶馬。
而唐代的官營馬坊也不單單指的是馬匹的管理與飼養，更是將其與唐王朝的命運緊緊牽連在一起，和大唐的政治、軍事鬥爭榮辱與共。除此之外，馬坊的侷限性也恰恰導致了它後期逐步衰落。
儘管馬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國家經濟負擔，並且在軍事方面所奉獻出了強大的力量，但它同時也暴露出中央集權下封建社會制度的弊端，以至於在安史之亂以後，馬坊機構也隨之土崩瓦解，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