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中,原四川新軍軍官尹昌衡在騙取了原四川總督趙爾豐的手令後,其隨即來到邊防軍駐地宣佈接管這支部隊,並命令繼續駐紮南苑“保護大帥安全”。
同時,尹昌衡還宣佈,加發恩餉一個月,當晚又設宴款待官兵們,讓他們飲酒狂歡。
而在暗中,尹昌衡祕密調集新軍將邊防軍包圍,用火炮形成壓制,如有異動,即行解決。
深夜時分,尹昌衡委派死黨陶澤錕為敢死隊隊長,後者帶兵衝進趙爾豐家中將其抓獲。
在此過程中,趙爾豐的一名貼身丫頭(一藏南蠻女)持槍抵抗,被陶澤錕親手擊斃。
得手後,尹昌衡從正門入,並宣佈為了“老帥”的安全,決定將之轉移到軍政府。
這一過程,也就是後來革命黨們所津津樂道的“智取趙爾豐”。敢死隊長陶澤錕由此青史留名,並收穫了一個團長的位子。
被押到軍政府後,趙爾豐曾謂尹昌衡曰:“餘何罪於公?”
尹答道:“公得罪於四萬萬人之一乎!”
趙問:“能相活乎?”
尹說:“既此非我意,當語眾紳。”
毫無疑問,此時眾人的意見一致認為:“爾豐屠川人,川人死於兵者數十萬,死於亂者百萬,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次日(11月22日),尹昌衡在成都明遠樓廣場召開群眾大會,問臺下眾人:
“衡代諸君擒賊,所以不先告者,恐洩機,事不濟耳!今以生殺付諸君決之。”
臺下大呼“該殺”,聲震屋瓦。
尹昌衡即令陶澤焜當眾將趙爾豐斬首,並將其頭顱掛在樹上,示眾三天。
無可否認,亂世中能鎮懾局面的,往往是能掌控中下級軍官而又心狠手辣的人物,尹昌衡就是一例。
在平定兵變並殺掉趙爾豐後,尹昌衡聲名大噪,群情懾服。
事實上,趙爾豐的被殺,與其說是對“反動舊官僚”的清算,倒不如說是革命的“投名狀”。
趙爾豐的人頭,實則是新政權樹威的道具,意在警示一切可能覬覦權力的競爭者。
事後,曾親身參與辛亥革命的郭沫若記下了民眾對趙爾豐之死的微妙反應,說:
“(趙爾豐)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儘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起來。”
很大程度上,趙爾豐也算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吏,辛亥年的四川雖說亂,但畢竟亂而不倒。至於其死後,四川更是一亂就是三十幾年。
而且,趙爾豐所率的邊防軍對於清末藏南的安定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被殺後,藏區局勢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這卻是不得不補一筆的。
至於新官尹昌衡,其平素放蕩不羈,在廣西期間即詭稱“酒不喪行,色不害德”。
當上都督之後,年不過27歲的尹昌衡更是驕縱十足,犯了好酒貪色的老毛病。
當然,尹昌衡自幼個子碩長,按現在的標準,可算是個英氣逼人的大帥哥,加上年紀輕輕即身居高位,難免把持不住。
他在任都督期間,曾將某年輕美貌的老闆娘收為妾室而毫不顧忌輿論的指摘。
更滑稽的是,尹為了好色還編出一條三段論,曰:“自古英雄皆好色,昌衡是英雄,故昌衡好色也”,以此證明他的好色是合理的。
當然,尹昌衡當時的侍妾也不只這老闆娘一人。
在後來的西征途中,尹昌衡也毫不檢點,經常粉墨登場唱戲,甚至乘醉調戲少數民族婦女,舉止輕佻狂妄。
1912年6月,袁世凱命尹昌衡為西征軍總司令,率川軍入藏平叛,不久,又將之調入京城。
入京後的尹昌衡如無根之萍,險些遭到殺身之禍。
原來,趙爾豐之女嫁給了袁世凱之子,難免要為父報仇;而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是老袁的好友,一直在為其弟申冤。
在這些人的活動下,袁世凱於1914年3月下令議恤前四川總督趙爾豐;同年8月,又下令褫奪尹昌衡的軍職榮典。
所幸的是,當時的陸軍總長段祺瑞與尹昌衡有師生之誼,在他的保護下,北洋政府才以“虧空公款”的罪名輕判尹昌衡有期徒刑九年結案。
1916年袁世凱死後,尹昌衡被特赦出獄,從此退出政壇,當年的叱吒往事也就漸成煙雲。
不久,尹昌衡回到成都,築止園閒居,此後意志日漸消沉,平時以詩酒、參禪自遣。
對尹昌衡的一生,一般史家的評論是四個字:志大才疏。
尹昌衡晚年雙目失明,後於1953年病死於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