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屢遭禁燬的《連城璧》寫的是什麼故事?其實此書主要描寫市井人情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重在勸善懲惡，有較強的市民情感人傾向。語言、情節和人物都有聲有色，在描寫男女愛情上尤為細微宛轉，頗具傳奇神采。
李漁的無聲戲和十二樓都是他自蘭溪移家杭州後數年間作成幷刊行的。最先刊行是《無聲戲小說》，12篇，繼而刊行了《無聲戲二集》，6篇。順治十七年(1660)工部侍郎張縉彥被劾，罪狀之一為曾“編刊”(實為資助)《無聲戲二集》，內有粉飾過去迎降李自成的話，結果張被流放。後李漁將二書重新編排，抽換了關於張縉彥的一篇，易名為《連城璧》，分內外兩集，共18篇。《十二樓》包括12篇小說，每篇都寫及一樓，幷以樓名標題，故名。卷首有杜浚序，初刊本序末署“順治戊戌中秋日鍾離浚水題。”
李漁作小說亦如作戲曲，自行刻售，是作為一種謀生之道。他將先出的小說集題名“無聲戲”，意即不演唱的戲曲，表明在其小說觀念中與戲曲一樣重視故事情節的新奇有趣，也意味著他作小說要贏得讀者的歡喜。所以，他擺脫了改編、因襲的作法，有自覺的創造意識，銳意求新。
他的兩部小說集共計30個短篇，大都是就個人的經驗見聞，運用想象自行結撰的。後來，他曾頗為自負地宣稱：“若稗官野史，則有微長，不效美婦一顰，不拈名流一唾，當世耳目為我一新。使數十年來無一湖上笠翁，不知為世人減幾許談鋒，增多少瞌睡!”
李漁的小說不是摹寫社會人生的實況，他所營造的小說世界，大都是與現實世界似是而非，所顯示的不是真實的生活，而是他別出心裁的經驗之論和遊戲人生的意趣。
在《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還不死之魂》裡，費隱公有二十多房妻妾，“正妻不倡酸風，眾姬妾莫知醋味”，一些不堪妻妾擾鬧的男子紛紛前來討教，他以“妒總管”自居，登壇說法，廣授“弭酸止醋之方”，還率領眾信徒向鄰家妒婦淳于氏大興問罪之師，展開了一場關於妒道與夫道的大辯論，最後鋪謀設計，制服了妒婦。他的《療妒羹》傳奇演的就是這個故事，讀者一眼便可以看出幷非真實生活的故事。聯絡李漁自己妻妾眾多，曾屢以“妾不專房妻不妒”自詡，不難看出他作此小說的底蘊，費隱公的“弭酸止醋之方”，也就是夫子自道其治家療妒的經驗。
李漁作小說也繼承了擬話本小說與生俱來的關乎名教、有裨風化的套數，篇首篇尾總要做一番說教，有少數作品徑直是勸善懲惡、維持世道的內容。但是，李漁絕少在封建綱常倫理上做文章，所發的大都是別出心裁的飲食日用之道，如“惜福安窮”、兒子無論親生養子都要一律看待、死時不妨勸妻妾改嫁等等，可見他幷非道學先生。有時，他還會做點調侃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裡，為主人撫養孩子的侍婢碧蓮最後主人歸來做了他的正室，作者說：“可見做好事的原不折本，這叫皇天不負苦心人也。”在一些篇章裡，勸懲性的說教就只是一種敷衍。擬話本小說固有的教誨宗旨，在李漁的小說裡完全變了味道。
李漁的小說創作突出地表現著一種玩世的娛樂性。他曾自謂其作小說戲曲是：“嘗以歡喜心，幻為遊戲筆。”(《偶興》，《笠翁詩集》卷五)表白得很坦誠，也很確切。他寫社會家庭間的紛爭，總是以“歡喜心”讓好人不必付出大的犧牲，最後得到好報，人生的酸味苦情都被沖淡、化解了;寫人生浮沉窮通，總是用“遊戲筆”讓困頓中的人物神差鬼使般地陡然時來運轉，富貴起來，好不歡喜。小說雖不全無勸懲之意，但主要還是娛樂人心。
《換八字苦盡甘來》寫皁吏蔣成由於八字不好，事事吃虧倒黴，人稱“蔣晦氣”，算命先生為他戲改了八字，便交上了好運，要錢有錢，要官得官。作者儘管煞有其事地做點幷不能自圓其說的表面文章，說這還是因為蔣成老實，而實則是用調侃遊戲之筆編造了一個歪打正著的故事，讓讀者開心。
李漁意識到了藝術世界和現實世界的不同，在小說創作中有著活躍的創造意識，但卻過分地強調了創造的自由性，以為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為所欲為”。所以，他的小說表現出一種主觀專斷的敘事特徵和情節的隨意性。他不掩飾他作為敘述者的存在，總是以自己的名義、口吻進行敘述，不僅在篇前篇後絮叨地發議論，敘述故事也會隨時介入他的解釋和俏皮的調侃。他很少放棄敘述，作客觀的展示，他說什麼就是什麼，懶得去描寫人物的相貌、氣質和活動的場景，藉以增強故事的可信性和情節發展的合理性。他選定了一個題目，便無顧忌地擺佈人物，編織故事。他往往只憑著“時來運轉”、“因禍得福”、“好人好報”之類的口頭禪，便可以輕而易舉地讓皁吏蔣成、落泊文人秦世良(《失千金禍因福至》)、乞兒“窮不怕”(《乞兒行好事，皇帝做媒人》)富貴起來。他要寫才子的風流，便讓書生呂哉生交上桃花運，有三個妓女真情實意地愛上了他，還出資為他娶來了一位大家閨秀，兼收了一位傾慕於他的富孀。(《寡婦設計贅新郎，眾美齊心奪才子》)這就只能說是一些有趣的故事，而不是真實的人生寫照。
李漁畢竟精於人情世故又有文學才智，他編造的故事裡也蘊含著人生的機趣。他的幾篇小說大都取意尖新，突破才子佳人小說的模式。《譚楚玉戲裡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就伶人的身份和獨特的生活環境，寫男女主人公在舞臺上借戲文傳情，在面臨被拆散的情況下，假戲真做，雙雙赴水殉情，成為李漁小說中最合乎人情物理而又最見其聰明才思的一段情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