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于杨坚，北周覆亡。隋文帝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公元589年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隋朝兵足粮丰国力强盛，为何二世而亡?
宫廷政变表面成功 勋贵隐患暗流涌动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夺权称帝建立隋朝。相较于其他朝代更迭，这是一次平和的皇位易主，只是在上层统治阶级发生了权力争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当时的北周宇文氏统治集团有一些反对势力，如北周宗室亲王、地方军政首脑。杨坚派兵在击败这些对手之后，大杀北周宗室和反对者，从而压制了反对势力。
不过，宫廷政变的结果是，这些反对势力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战争动荡或者说彻底洗牌，导致一些死硬敌对势力没有被彻底消灭或者震慑，威胁犹在，只能说暂时依附于隋政权，无时无刻不在私下串联，一旦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伺机而动。
再就是杨坚政变时，是有一些支持他的人，如高颎、李穆、杨林、杨素等。不过也会有一些各怀目的的“野心家”或者“阴谋家”参与其中，这些人在隋建立以后，都身居高位，是一些潜在的“定时炸弹”。这就注定了杨坚的隋朝在统治阶级内部是不安定的，换作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帮“三观并不相同”的人暂时凑在了一起。
对于这种局面，杨坚本人肯定有所顾虑，毕竟他清楚，自己的这届班子没有经历过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教训，缺乏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精神。因此，杨坚本人“性猜忌，素不悦学”，并不擅长思想工作，搞好内部团结，而是通过高压手段、严刑峻法来打击怀疑对象。
在杨坚家庭内部，同样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他与曾经给予大莫大支持的皇后独孤伽罗的关系也是从志同道合到貌合神离。在父子之间，他同样没有处理好，废太子杨勇、次子晋王杨广、三子秦王杨俊、四子越(蜀)王杨秀、五子汉王杨谅兄弟之间的关系，从相安无事到父疑子忌再到手足相残。而家庭成员们各自结援朝臣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无疑加剧了朝臣间的斗争，更给了一些野心勃勃的权臣、将领以可乘之机。
轼父轼兄登基皇位
杨坚的五个儿子中，长子杨勇是为太子，但次子杨广是最有实力的，政治欲望是比较强的，他率军抵御突厥、挥师平陈，战绩颇丰，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资本。但在废立太子一事上，隋朝内部也是分歧较大。当时的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谏曰：“废立大事，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此外，朝中元老高颎也同样反对。而杨广则有独孤皇后、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的支持。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勇被废，改立杨广为太子。支持杨勇的元旻等一君大臣被斩杀，高颎被废，导致隋皇室内部统治集团严重分裂。直到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杨坚死后，杨广才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当然他没有忘记将废太子杨勇这个宿敌赐死。
杨广刚登基时意气风发，前几年还算是励精图治。在用人问题上，他跟杨坚不同，他似乎并不待见父亲当年所重用的关陇贵族等既得利益集团，更倾向于启用新人和江南之士。而且杨广当年平陈之时，建功立业是在江南，后来自己又担任扬州总管。因此，从当初反对他的高颎、元旻等人开始，他就逐渐排斥起那些难以驾驭和控制的前朝老臣了。
《隋书》记载，当时的杨广对“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支持他登上皇位的杨素就是其中之一，杨素有拥立之功，后来大权在握，恃功骄横，开始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杨广对其深恐不已，直到大业二年(606年)，杨素忧惧而死。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中记载“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可见，这些隋朝老臣有很大一批并不被杨广所信任和待见。
谣言四起 墙倒众人推
即位后的杨广有些自负膨胀，好大喜功，他陆续启动了多项国家级工程，又连年对外征战，引发了底层社会动荡，而他本人还不闲着，喜欢到处出差，年年出巡，这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题材之一。大业七年(611年)，王薄起义后，虽然大隋国内农民起义不断，但还没触及隋炀帝杨广的软肋。在他看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起兵还不足以威胁他的统治地位，出兵高句丽继续开疆拓土才是国家要务。要说让他心有不安的，唯有跟父亲杨坚一起起兵的那些隋朝权臣勋贵们。
大业六年(610年)，在黄门侍郎裴矩劝说下，杨广决定用兵高句丽。但自大业八、九、十年三伐高句丽却是连连惨败，这成了隋炀帝事业、人生中的转折点。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国内星罗棋布的反叛之火，更让他蒙受的奇耻大辱。大业九年(613年)，负责粮草督运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因备受猜忌，加之因其杨玄感之父杨素之事，他与杨广结下了家仇，政见不同，家仇未报，于是杨玄感联合了一批少壮派勋贵，趁杨广远征高句丽期间发动兵变，打开了勋贵集团反隋的序幕。
“闻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忧之”，被戳痛了软肋的杨广迅速从高句丽战场上撤兵镇压，将这次反叛镇压下去。但此后，杨玄感兵变把帝国上层的矛盾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客观上推动了这种造反节奏的加快，杨广的地主阶级代理人的角色受到了挑战。隋朝乱成了一锅粥，全国上下都忙于造反，“白衣天子出东海”“李氏将兴”等各种流言四起，使得杨广变得疑神疑鬼，“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渉者皆焚之”，对身边大臣更加猜忌，怀疑人人都是杨玄感。
卧底潜伏的“李氏天子”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记六》中记载，大业十一年(615年)时，会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当为天子”，劝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
这位“李氏天子”是谁呢?最初，杨广也曾经冥思苦想过，到底是哪个姓李的想夺权，他怀疑的对象很多，因为隋时李姓权威人士有好几位。
杨广最初怀疑的是将作监李敏。
李敏是北周名臣、柱国大将军李贤的孙子，北周上柱国、隋幽州总管李崇的儿子，因“美姿容，善骑射，工歌舞弦管”，长年在宫中陪王伴驾，深得信任。大业十年(公元614年)，杨广三征辽东时，李敏代替之前造反的杨玄感负责督运，因国内大乱没能成功。此前，杨广的父亲“高祖梦洪水没都城”，而李敏正好小名叫洪儿。
思来想去，杨广就怀疑到李敏的头上，曾要求他自杀，李敏恐慌不安，就多次找其堂叔李浑和堂兄李善衡私下商议，结果就把矛头引到了李浑身上。李浑的父亲是李穆，跟李敏的祖父李贤是兄弟，曾支持杨坚代周建隋，是大隋定策之臣，同样是位高权重，荣宠至极。
李浑是宇文述的妹夫，当初李浑在宇文述的帮助下承袭了申国公，隋炀帝即位后，李浑屡次得到升迁，官至右骁卫大将军。原来答应送一半国赋给宇文述，却没了动静，二人从此结了怨。借着这件事，宇文述不断在杨广面前吹风，让人说李浑要造反。大业十一年(615年)三月，隋炀帝来了个一锅端，把李浑、李敏、李善衡及其宗族里三十二人全部处死，三族之内的亲属，都流放到边远地区。
杨广的第二个怀疑对象是李密。
李密同样出身勋贵世家，曾祖李弼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祖父李曜，为北周太保、邢国公，后为北周太师、柱国大将军;父亲李宽，隋朝上柱国，封蒲山郡公。李密曾任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在杨玄感兵变中，李密星夜从长安赶赴黎阳，充当谋主。但兵败后，李密一直游荡于江湖，隐姓埋名，四处躲藏。直到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的瓦岗军起兵，李密又投奔翟让，浮出江湖，并在后来夺取了瓦岗军的绝对领导权。
杨广的第三个怀疑对象是李渊。
众所周知，“李氏当为天子”这句猜测之言，最后被深藏不露的李渊给应验了。李渊同样是贵族出身，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柱国大将军，也是北周开国功臣;父亲李袭封唐国公，出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时期，杨坚后来承袭了其父杨忠的隋国公之位，担任上柱国、大司马。后来，唐国公李与隋国公杨坚分别娶了北周大司马独孤信(鲜卑人)的四女儿和七女儿。因此，李与杨坚是连襟关系，李渊也就成了杨坚的外甥，李渊与杨广其实是姨表兄弟。
隋朝建立之后，李渊被任命为千牛备身，13岁的杨广被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604年，杨广登基，是为隋炀帝，这时李渊任荥阳、楼烦两郡太守。后来的形势对杨广逐渐不妙。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任命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反击突厥南进。次年，李渊升任太原留守，全权负责北方地区的军政事务，不过杨广并不放心，派自己的心腹王威、高君雅充当了李渊的副手，实为监视、牵制李渊。
对于杨广猜忌“李氏天子”，李渊肯定知道他的处境。因此，李渊很是低调，一方面明哲保身，防着表弟隋炀帝的猜忌，使他在隋炀帝大杀李姓之人时可以保存自己;另一方面，他清楚自己的实力，并没有着急起兵，在蛰伏中暗暗筹划，积蓄力量，窥测时局，等待最完美的时机。
隋亡的主要原因有几点
隋亡于门阀
门阀和皇权的斗争自东汉以来开始，到两晋时期尤盛，包括隋唐时期依然是皇族的主要对手。
总的来说，隋朝时期门阀势力是可以影响到皇权的强大。杨坚废九品，杨广兴科举，也是和门阀正面对抗的标志，科举开辟了寒门的仕途通道，想法是对的，但时机不对，一来，那个时候书籍有限都是内部流转，普通人根本没有应试能力，所以即便科举考试，绝大部分官源还是掌握在门阀手中;二来，新的政治人才还没有成长，此时杨广依然势单力薄。所以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也拔擢了几个寒门子弟，但他们其实不过是门阀制度的点缀罢了，权力依然垄断在门阀手里。
大隋初建时，虽然门阀势大，但初建国家的风气都比较清正，杨广即位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门阀对国家的危害。那时的杨广大刀阔斧地革弊纳新，但门阀大族们绝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他们把持住朝堂和地方，对于杨广的种种安邦善政，要么阳奉阴违，多方掣肘，要么由重臣们联手驳回，半强迫杨广继续施行对门阀们有利的乱政，很多政令推出后，最后只得尴尬地无疾而终。
时日一长，锐意改革的杨广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不动，一切都无能为力。世家大族们联起手来，连皇帝也没有办法与之硬抗。杨广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真地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他某天就会被一支突然而来的流矢射杀，或死于一杯毒酒，然后重臣们会拥立另一个宗室上位，并期待他给大伙带来更多的实惠。
隋亡于内乱
这里的内乱不是农民起义，由于我朝是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喜欢夸大农民起义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复杂的朝代兴替问题一概牵强地归结于“民心所向”之类飘渺的原因，农民军自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从古到今，农民阶级仅凭自身起义成事者只有朱元璋一例，还是主要依托于民族矛盾的推动力量。
隋末的动乱中，门阀自然是起兵的中坚力量，这里我们不说陇西门阀，更多说的是家贼，也就是隋朝的各路藩镇，他们有组织，有良好的后勤，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手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是一股完整稳固的政治力量。藩镇麾下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有些还是戍边的劲卒，战斗力甚至比朝廷的野战军还强。而且他们熟知朝廷的各种优势和弱点，选在朝廷最虚弱之时发作，在大隋背上捅下狠狠的一刀。
在隋末的藩镇中，以王世充、罗艺、李渊三家为最，最终李渊取隋而代。李氏门阀拥有庞大的人脉和半个河东道地盘，太原留守李渊手握关右十三郡的军队，是负责国家北部边防的重臣，隋炀帝委派他在山西一带防御突厥。哪料到李渊居然勾结突厥，奉突厥可汗为君，纳贡称臣，进献美女，然后与突厥合兵一处，联手入侵，杀向自己的祖国内部。
而江都通守王世充统辖的三万江淮劲卒原本是大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杨广死后他也拥兵一方，与李唐争夺天下。这里要重点说说罗艺，罗艺麾下的虎贲铁骑是当时隋帝国野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虽然人数仅有五千，但战斗力极强。这五千具装骑是由卫王杨爽亲手练出来的精兵。
隋唐时最重门第，罗艺出身寒微，杨广破例一手把他从军中提拔起来，一直将罗艺视为心腹，在杨爽死后又把这大隋最精锐的五千重甲骑兵交给他，封他为虎贲将军，更在财力和权限上给罗艺大开后门，造成了罗艺势力的迅速壮大。杨广将这五千虎贲作为自己的王牌部队，用这支兵马威慑东塞诸胡，从来不肯轻易调动，就连三次讨伐高句丽的关键性战役都没有舍得让其随行。
隋末杨广欲调罗艺镇压时，罗艺异心已起决意要逐鹿中原，所以拥兵割据一方，不听号令，以提防高句丽趁虚而入为名，把柳城、燕、辽东这临近三郡全部收归囊中。一套具装甲骑需要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还需要有大量的马夫、兽医随军，所以罗艺的这五千具装骑耗费极大。
罗艺与朝廷反目后，没有了朝廷援给，为了养活这支铁骑，把幽州治下刮得民不聊生，赋税是其它地方的双倍，不断有倾家荡产的百姓逃到它处，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治下的人口即意味着兵源和税收，各路诸侯之间交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对方治下的人口数量。
罗艺所在的幽州地区比较贫瘠，供养具装骑难度很大，最终令罗艺陷入了经济、民心、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他拥有天下至锐的具装骑却无法攻取天下，最终只能投入李渊麾下的主要原因。不过罗艺归唐之后押宝李建成，为了表忠，罗艺专门对李世民倨傲无礼，还多次与李世民发生冲突，二人矛盾很深。玄武门之变后罗艺便在贞观初年打着为旧主复仇的旗号起兵造反。兵败之后，罗艺投奔突厥避难，途中被从人斩杀，当然这是后话了。
另一个要说的是杨玄感，隋末造反争天下的不计其数，但杨玄感此次的叛乱却是仅次于后来李渊造反的致命一击。
杨玄感当时位高权重，因为杨广猜忌过杨素，随即叛变，杨素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堂，杨玄感在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根深势大的重量级人物起兵反叛，为其它高门大阀取杨家而代之立下了榜样。
最后说的是宇文家，正是他们的反叛给杨广的生命划上了句号。《资治通鉴》中宇文智及话“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可以看出，杨广当时在全国仍然有很强的威望和号召力，大部分官员和军队仍然对其效忠，他仍有对大部分各地将领发号施令，并制裁逃亡将士的能力。
在隋末河南大乱后，杨广久留扬州而不北归长安，并非如那些丑化他的宣传中所述，是自欺欺人地逃避，一心在扬州混吃等死，爽最后几年。杨广的想法非常清楚，他此时已经对剿平北方的叛匪失去了把握，北方的局势太险恶了，突厥、高句丽、李渊、罗艺，还有不计其数的农民军，个个都对洛阳形成威胁，与其在虎口战战兢兢，倒不如干脆驻跸到比较安全的江都，这样万一北方的局面完全失控，还能像凭借长江天险在江南保聚半壁江山，稳扎稳打，割据江东一隅。可惜一场意料之外的兵变打破了杨广的如意算盘，宇文化及扬州兵变，大隋没有亡于外敌和农民军，却毁于萧墙之祸。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着实令人叹惋。
至于之后宇文化及拥立炀帝之侄杨浩即位，镇守河南的越王杨侗便在王世充等拥立下于洛阳称帝，招瓦岗叛军首脑李密为太尉，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于河南黎阳，于是毒杀杨浩，自立为帝，过了一把皇帝瘾，不久后兵败被杀。这也是后话了。
隋亡于宗教
这个祸根是杨坚埋下的，杨坚继承了北周的统治后就改变了周武帝宇文邕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
可以说杨坚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仅仅是开皇十年时期，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在那时和尚算是一个超级吃香的职业了。杨广时期，维系佛教寺院等支出已经接近于洛阳工程+运河工程的支出了，当然，这只是原因中的一个。
隋亡于人口
古代土地承载都有一个极限，我们可以看看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不过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王莽时代的大骚乱，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却无人提及：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上台时，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于是换成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做了君主，都可以做出光武中兴的政绩。
贞观之治也是一样的道理，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因为人均土地的增加，让原本失去土地的百姓重新得到了生活必须的生产资料，人均耕地大幅上升，对劳动力更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新朝初建，前朝的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也是人均土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就是和平年底，人口大幅攀升，其实到了李渊统治末期，社会就已经安定了，而在贞观八年的所谓盛世，也无非就是人口增长，百姓大多能吃上饱饭而已。
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