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國歷史上繼隋朝之後的大一統中原王朝，共歷二十一帝，享國二百八十九年。唐朝的疆域空前遼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下面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自隋末社會動盪，到貞觀年間政清人和，過隋之音不絕。隋朝末年的反叛力量通過各種討隋檄文，大力渲染隋朝統治的殘暴，隋煬帝弒父篡位之罪行，以此烘托其以臣叛君是為天下的正義性，在瓦解隋朝統治的同時，樹立自身割據政權的合法性。至唐朝建立，其在重構隋唐政權更迭的合法性的同時，通過對隋朝短祚的歷史反思，摸索唐朝的立國之道。唐朝着力探討隋政之失，以鑑唐政何從，以通過鑑隋而塑造以唐代隋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同時通過以史為鏡，鑑當世之政治。
唐朝建國後，攻守之勢再度發生變化，唐代君主不僅需要過隋以立朝綱正統，其對隋朝的論述更多為以隋為鑑，成來今龜鏡。由此以君主為中心，形成唐代朝野隋鑑的思想風暴，唐高祖與唐太宗便是其中的首倡者與踐行者。
一、緩政愛民的治國策略
高祖李淵在執政之後的詔書多以隋政之失為始，以隋政鑑唐政，使唐朝政令之出能夠體恤臣民。唐太宗的鑑隋思想更加突出，李世民“提三尺劍以定四海”，是唐朝代隋的首功之臣，能力不輸秦皇漢武，卻不敢自矜功績。在繼承大統後，多次詢問臣下政事，以史鑑為引，數次強調“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由史觀今，藉由對隋朝的批評來探尋唐朝的統治之道。其臣下亦形成以史為諫之風，君臣共論施政之法，形成一套自上而下，以下諫上的鑑隋體系。高祖與太宗兩朝，其臣下以孫伏伽、傅奕、魏徵、張玄素等為例，重視以隋為鑑，魏徵強調“必思隋氏以為殷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正所謂殷鑑不遠，近在隋朝，初唐鑑隋便是從隋朝所以危、所以亂、所以亡，找尋唐朝如何安、如何治、如何存的治國道理。
隋煬帝伐功矜能，徵求無已，最終致使百姓困苦國家危亡。李淵強調若君主的私慾需要損害百姓來滿足其害無窮，遂罷進貢玩物，以示節儉勤勉之心。在《加恩隋公卿民庶詔》亦強調君主貪鄙行止無度對臣民的影響，“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析;親老絕晨昏之養，嬰孩無撫育之恩。”隋政有失於此，天下難以安寧，唐繼隋後，其對百姓多有體恤。唐太宗亦有此論，並將百姓安樂作為國之根本，通過對隋朝政治的反思，將緩政奉為唐朝政策制定的圭帛。唐太宗論述隋朝之政，斥隋煬帝慾壑難填“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隋煬帝為滿足私慾而推行苛政。隋朝末年的悽慘景象植根於唐太宗心中，鑑隋之失，反其暴政行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
不只是君主有在過隋論中推行緩政的自覺，唐朝臣子亦強調緩政，並時刻以此來勸諫君主，君主稍失其心，便直言相諫。傅奕曾在隋朝開皇年間任職，後在唐朝任太史丞，經歷過隋唐更迭的他，對隋朝諸多政策有過諸多反思。害於百姓之事，並非只始於煬帝，隋文帝亦沒有做到愛民之政“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帝窮百姓而富府庫，官富民窮，而隋煬帝更“奢華無道，遂致滅亡”，身為國君，隋朝兩代君主卻為富不仁，不能仁愛百姓，隋文帝之過亦不能忽略。
魏徵論隋朝苛政景象“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台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隋煬帝難填的慾望溝壑“甲兵屢動，徭役不息”完全不顧百姓死活，但在君舟民水的社會現實之下，隋煬帝之政最終必然導致他這個天下共主，“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之笑”。
孫伏伽在勸諫君主廢止百戲之時，亦以隋煬帝作強調，“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歐陽詢在《大唐宗聖觀記》論述隋朝失政導致天命轉移，論述隋末唐興此起彼伏的關係“蜚鴻滿野，家習兵兇，民墜塗炭。皇帝命世應期，榮鏡區宇，戡難靜亂，亭毒無垠”，唐君應時而生，最終取得政權，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此外張玄素、于志寧等人對隋煬帝大興土木等奢靡之風亦多有批判，勸諫君主要行節儉之風，“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元畢宮，隋人解體”避免重蹈前人覆轍，被天下人觀笑。唐朝君臣通過鑑隋之失，皆強調百姓之苦樂與王朝之興亡之間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唯有勤政愛民方能國祚永固。
二、諫臣地位上升
唐朝君主注重虛懷納諫，強調君臣協心的重要作用，唐朝君臣認為一朝國政之興，非只君主一人可為，一朝國政之失亦非君主一人之過。而君臣協作中最直觀的內容便是勸諫與納諫，李淵在《令陳直言詔》中強調“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讎，嘗無控告……至於亡滅，上莫之知，靜言其事，可為太息者也”。在詔書的文字之中，便描繪出了隋朝末年哀鴻遍野的悽哀景象，李淵認為隋煬帝之所以會昏聵至此，與其斷絕言路有關，其後果更不可不謂慘烈，下無忠臣死諫之士，上閉目塞聽最終導致獨斷專行，凌虐百姓。
唐太宗亦有此鑑，李世民在“巨川思欲濟，終以寄舟航”的思想之下，十分重視臣子諫言，論述隋朝政治衰敗正與君不納諫有關“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以此唐太宗批評隋文帝之事，正是“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並且分析其造成這種性格的深層原因“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隋文帝獨斷便造成其政或有不通，其臣有言或不敢陳。唐太宗以過隋不能納諫而自勉，同時其對臣下強調，為政者不只要君主納諫，臣下更不能因為畏懼、徇私而因私廢公不敢直言。唐太宗不僅勉勵自身，更對臣下提出要求，如此以史為鑑既打開了上聽之門亦疏通了下諫之路。在唐太宗的帶領下，一轉唐初朝堂因隋君之行而口不敢言，不敢勸諫的情況。
唐朝臣子在君臣關係上亦以隋為鑑。孫伏伽先後在隋唐為官，多次以史為鑑勸諫君主虛懷納諫緩政愛民，認為隋亡於不聞其過，為君拒諫而自謂功追堯舜，天下板蕩而不知此“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魏徵則以“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強調君主納諫，並且指出“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告誡君主不要“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對此張玄素亦以隋政為諫，強調國政君臣協作的重要作用，認為隋朝之亂源於“君自專，法日亂”，認為國家政事是萬乘之重，一人獨斷，不能全善，強調君臣之義要“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自此唐代朝堂形成一個君臣上下直言，君臣互相勉勵的良性循環，通過過隋為鑑，一掃隋朝君臣離心之風。
三、解決儲君問題
隋文帝僅憑個人喜好，聽取皇后之言，廢長立幼，最終所託非人導致國家動亂。隋煬帝以儲君之位，於隋宮留斧影刀光之謎，其位之得為天下反隋者詬病，成為亡國之隱患禍根。
自隋末至唐朝對其儲君之選多有論述，前文李密、劉文靜等人皆以煬帝篡位得天下過隋。房玄齡在唐朝隋末亦與其父論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後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於隋未亂之時便已警覺天下之勢。至唐朝，儲君擇立問題亦受到關注，唐太宗認為隋文帝“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唐太宗指出文帝聽取婦人之言，擾亂朝綱、立幼為儲，此隋亡之患一也;而隋文帝左右並無諫臣，楊素欺君罔上離間父子，其隋亡之患二也;進而唐太宗肯定了楊勇於太子之位並無過錯，無過而被廢，不分嫡庶，此為隋亡之患三也。至此太子之位易主，天下蒙受災難。”
總結
通過自身對君臣道義的論述，消解隋朝君臣之統，以正唐朝君臣之本。最後是於王朝正統上，確立唐朝正統。唐朝受禪於隋，其對隋的論述上，對隋代周之事論述較少，其通過將隋代周進行合理化論述，而塑造唐朝代隋之正統。唐朝在過隋宣唐立正統上，通過將隋君與隋民的對立，於義理層面對隋朝統治進行否定。與之相對的是對唐朝統治的構建，通過唐太祖與唐太宗的君主之論所架構的唐朝政治體系，形成與隋朝對立之勢。一破一立之間，於法理與義理層面確立唐朝統治的正義性、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