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塑像和傅山題聯
車輪做窗 舟中誡子
我們一般在影視劇中，看到的古代官員，居住的都是花園別墅、樓閣亭台，這只是影視劇的編排而已。其實，古代官員由於受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的教育，他們大多奉行的是當官愛民，勤儉持家的人生準則。我們從諸葛亮的《誡子書》、朱伯廬《治家格言》中都能感受到他們的人生觀。
薛瑄忠厚傳家，庭訓嚴格。他任監察御史後，負責監察國家最大的造幣基地——湖廣銀場，卻租房居住。孩子大了，需要在京城買房子，薛瑄只好買了兩間小房子，連個窗户也沒有，陰暗潮濕，不能讀書寫字。怎麼辦呢?那就自己動手吧，這肯定不會有下屬幫忙的。薛瑄只好令兒子薛淳在牆上鑿出一個圓洞，然後找了一輛廢棄破爛的小木車，卸下車輪，安裝在鑿開的洞上，再糊上麻紙，這樣才有了窗户。
修完窗户後，薛瑄禁不住自嘲道：“以御史這樣顯要的官職，卻只能買兩間沒有窗户的小房子。這要讓那些達官貴人看到，必定斜目而視、掩口恥笑而走。我是如此無能啊!”
薛瑄進入明朝內閣後，參與機務，身居要職，成為國家政治核心的高官。當於謙受到奸賊徐有貞、石亨等人的迫害，明朝皇帝朱祁鎮詔令凌遲處死於謙時，滿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蟬，唯有薛瑄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險為于謙辯護。可是，朱祁鎮昏庸殘暴，不接受薛瑄的奏摺。薛瑄為了捍衞真理，主持正義，毅然捨棄了高官厚祿，憤而辭職。
薛瑄辭職後，兩袖清風，行囊簡陋，竟然僱不起一等船回家，全家人只好租賃一隻簡陋的小船。正是秋風蕭瑟，秋雨紛紛，大水滔滔，小船漏雨，無法行走。全家人忍飢挨餓，一天沒有吃飯。薛瑄手捧書卷，朗朗有聲。薛瑄的兒子看着悽風苦雨，埋怨父親道：“別人當官衣錦還鄉，榮華富貴，你當內閣大臣説不幹就不幹了，還得全家跟上你離京回鄉，顛簸受累。”
薛瑄聽後很生氣，教育兒子道：“做官就要廉潔自律，主持正義，為民做主。我雖然窮困，但是我所追求的為官之道是正確的。”
薛瑄為官數十年，清正廉明，政聲顯著，享譽民間。他作詩《述懷》道：“誓將篤忠貞，於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恩。”薛瑄以詩明志，甘守清白，忠於國家，立志使天下得到堯舜那樣的清明治理，人民享受陽光雨露般的恩澤，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薛瑄廉潔從政的故事流傳很多，被後世稱為“明代第一廉吏”。
理學大師 首倡實學
薛瑄是明代理學大師，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中國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至漢代的董仲舒，隋唐的王通、韓愈，兩宋的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發揚光大。到了明代，薛瑄的理學思想繼往開來，繼承並弘揚了程朱的理學思想。
宋明理學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理氣(規律和物質)的關係問題。薛瑄認為理氣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後，他説：“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他提出太極之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懸空有太極”的觀點，不同意朱熹的氣先的唯心主義思想。
薛瑄首倡“實學”思想，即實事求是，主張凡事“踐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學家。薛瑄的理學思想注重篤實踐履：“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之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復李原德書》)意思是認識了事物之理，必須一一實踐實行，才可謂説認識，如果理論和實踐不結合，終究不能説明理。
他十分注重實踐知識，篤實踐履，他説：“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時隨處省察於言行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心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讀書錄》卷二)薛瑄一生竭力倡導“實學”，躬行實踐，所以人們稱薛瑄的學説為“篤實踐履之學”，他本人被譽為“實踐之儒”。
薛瑄強調修身律己，恢復人性。他認為讀書學習，是為了掌握知識，更好地完善自我，而不是為了做官：“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意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讀書錄》卷七)復性學説是薛瑄的理學思想的精華，他一生都在努力實現這個目標，這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説：“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理、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讀書錄》卷四)他每天用仁義理智，即仁愛、正義、事理、智慧，來要求自己，檢視自己的行為，規範自己。
萬榮縣裏望鄉平原遺存有明代建築薛瑄家廟，正殿上方懸掛明末吏部尚書曹於汴書寫的“真在堂”牌匾，寓示薛瑄思想求真求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親筆題聯：“果知復性一言，雖四民二氏俱許入祠謁夫子;不辨讀書二錄，即兩榜三元亦虛在世稱士人。”意思是不管你是士、農、工、商還是各行各業，要想了解薛瑄的復性和實學的真諦，都應該前來拜謁薛夫子。作為讀書人，如果沒有讀過薛瑄的書，即使金榜題名中瞭解元、會員、狀元，也不算讀書人。
河東學派 名標青史
薛瑄的故鄉萬榮、河津一帶，文脈興盛，代代傳承。歷史上有卜子夏、王通在河汾設教，為春秋時代和隋唐之際培養了大批國家棟梁之才。薛瑄出身教育之家，祖父於元末之際在家鄉設教，父親於明初中舉後在河北、河南擔任教諭官。薛瑄當官後，曾經在山東擔任提學僉事，負責全省的教育，先後兩次在故鄉辦學，創立河東書院，一生有將近二十年從事教育事業。
薛瑄在山東時，號召學生遵從朱熹的《白鹿洞學規》，修身律己。同時因材施教，發揮學生的特長和潛力。有個秀才家庭貧困，多次參加科舉考試落榜，欲退學回家。薛瑄感到十分可惜，親自找到他，問道：“春秋祭祀孔子之時做何事。”生員道：“擊磬。”薛瑄道：“磬在八音中最難區別，善於擊磬説明有才學，是有用之才啊。”薛瑄不讓他退學，繼續保留他的學籍。後來這個生員果然金榜題名。
據《薛文清公年譜》記載，薛瑄在故鄉辦學時，雖然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四方學子前來求學，絡繹不絕。這些學生來自陝西、山西、湖北、山東、南京、廣西等地，河津縣的旅館都住不下了。薛瑄講述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理學思想，從日常生活、灑掃應對，到經書的微言大義，要求學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倡導“躬行之實”，知行合一，注重言行，篤實踐履。
薛瑄的弟子和再傳弟子遍及祖國各地，其中有15個弟子成為理學家、教育家，進入明史，並被錄入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其中有兩個弟子李賢和劉健官至禮部尚書;還有一個弟子呂楠復興了關中學派，進入孔廟從祀。
薛瑄在河東一帶的講學活動，開明代講學之盛，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也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筆。程嗣章《明儒講學考》認為，在明代用講學方式來傳播理學思想的，最早發端於曹端、薛瑄等人。明史研究專家孟森道：“有明講學之盛，肇於河東。”薛瑄等人的講學活動，對於明代中晚期的王陽明、東林黨人的講學活動有着開創性作用。
中國思想界有“北薛南王”之説，北方為薛瑄，南方為王陽明。《四庫全書提要》認為，明代的思想流派，不是屬於薛瑄的河東學派，就是出自王陽明的姚江學派。可見，當時薛瑄在明代的學術地位之高。
從祀孔廟 百世敬仰
薛瑄在明代歷史上影響巨大，受到明代士大夫、知識分子、朝廷官員的推崇。他去世後，許多人自發地傳播他的思想，並不斷向朝廷上奏，力主薛瑄進入孔廟。從弘治元年(1488年)至隆慶年間，就有數十道奏章懇求讓薛瑄從祀孔廟。張九功説：“其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意，黜矯偽浮靡之病。”明代內閣首輔李賢贊薛瑄説：“公之學踐履篤實，以聖賢為師，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可見，士大夫對薛瑄評價之高。
從祀孔廟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願望。多少宰相、文人、思想家，都與孔廟無緣。因此説要求特別高，必須是思想大家，為國家做出突出功業，在言行上沒有瑕疵。並且，一個人去世後不可能馬上從祀孔廟，必須經受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往往是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幾百年後才可能進入孔廟。當一個人要從祀孔廟的時候，有人贊成，就會有人反對，於是就把他的生活、言行放置於大庭廣眾之下評價，只有經過士大夫階層、朝廷審議後，品行上沒有瑕疵、做官沒有污點才能入選。
明代隆慶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經過朝廷審議，皇帝下詔，薛瑄進入孔廟從祀。朝廷派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強主持大典，致祭道：“茲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清薛瑄，篤志聖賢，潛心理義。嘉言善行，模範後人。理宜從祀。爰命有司具主，附於前代先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鑑歆。謹告。”從此薛瑄進入孔廟，享受到每年春秋兩季在孔廟祭祀的殊榮。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推薦從祀孔廟的人有薛瑄、陳獻章、王陽明、陳獻章4人，只有薛瑄一人獲准從祀。直到13年之後，其他3人才從祀孔廟。因此説，薛瑄是明代從祀孔廟第一人。由此可見，薛瑄在當時思想界的地位要高於王陽明。
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的歷史中，在孔廟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僅僅90餘人，都是中國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聖先賢。
從祀孔廟是古代社會對於一個人立德、立言、立業方面的全方位的肯定，是人生的最高榮譽。山西自古以來享受從祀孔廟殊榮的只有王通、司馬光、薛瑄3人。整個廣東省，自古以來從祀孔廟的只有陳獻章一人。繼北宋司馬光之後，至清朝末年將近一千年中，山西只有薛瑄一人從祀孔廟。
明代吏部尚書喬宇評價薛瑄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有孔子，七十子之後有孟子，孟子之後有周、程、張、朱四子，周、程、張、朱之後，有明三百年，能繼往開來，講求孔孟之道者，有文清薛敬軒先生。”(《薛瑄全集·薛文清公行實錄序》)意思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自堯舜禹等人之後，孔子和七十餘弟子繼之，之後是孟子，至宋代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等人，薛瑄在明代繼往開來，傳承並發展了中國的儒家思想，是一代理學大師。
